晨报记者 顾文俊

过去十六年，德国出了个默克尔。在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东难民潮、新冠疫情这些危机面前，她看似反应迟钝，却总能处理得不错。菱形手势是她的标志，带给人们风暴之中的安心。她谦虚、内敛，尊重科学常识。在德国人心中，她是当代圣女贞德，是德国的母亲。在欧洲政坛，她被誉为中流砥柱。在西方与中俄之间，她是关键的桥梁。 10月26日，默克尔内阁正式卸任。卸任仪式上，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向默克尔递交任期结束通知。他说：默克尔塑造了德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定义了一代德国年轻人的形象，现在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总理任职的结束。默克尔的政治传奇是怎样开始的？她的执政风格又是如何炼成的？她给德国和欧洲乃至世界留下了什么？在她之后，德国（尤其是对华政策）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洪建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郑春荣 凤凰卫视评论员邱 震 海

时势造英雄 顺势而为的女强人

顾问：默克尔时代画上句号。关于她的执政水平和影响力，相信历史学界会有长时间的讨论。默克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德国在新世纪之初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如此受欢迎的女政治家？ 崔洪建：看待政治家要看自身品性和时代背景这两个方面。默克尔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执政过程中体现出自律的个性，在生活小节和工作与生活的衔接上处理得很好，这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也确保了她在德国政坛屹立不倒。另一方面是时代背景，默克尔的16年有幸参与或主导了德国的崛起。冷战结束后，两德统一，默克尔2005年执政适逢德国基本消化完两德统一残余的问题，政治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整合状态，正欲释放出发展的活力。从经济数据来看，从2005年到现在，德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增长率是法国、英国、日本的两倍，经济的提升又给它带来机会，默克尔政府把经济的影响力转化到其它领域，使它在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中有出色的表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给了德国充分的机遇和挑战，也给了默克尔施展的舞台。

顾问：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35岁的默克尔感觉到，命运给自己打开了一道门，后来的上升之路可谓平步青云。东德有那么多有才干、有抱负的人，默克尔何以能脱颖而出？ 郑春荣：这和她本人的特征有关，她非常稳健和理性，可以顺应时势做出决定。她有个特点，经常不急着做出表态，而是看周围是什么观点，在多数意见形成后，她才总结观点。有人批评她有点见风使舵，但也有人说这是因势利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她的政治生涯得到了时任总理科尔的培育和扶植，但在科尔出现政治献金丑闻之后，默克尔带领基民盟和科尔进行了切割。她能够执政那么长时间，还有一点，就是把很多男性州长（潜在的挑战者）全部打败。

顾问：默克尔在任的16年，白宫换了四位主人，意大利换了九任总理，日本首相更是如走马灯般更换，为什么默克尔可以当这么长时间的总理，而且始终保持着那么高的支持率？ 郑春荣：我觉得主要还是靠经济增长，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但是，德国经济增长的功绩究竟应该记在默克尔身上还是她的前任施罗德身上，这是有争议的。过去的德国曾经被认为是欧洲的病夫，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当时痛下决心，制定了2010议程，等于是在危机出现之前率先进行了改革。默克尔一定程度上是“坐享其成”，她领导下的基民盟出现了社民党化，政策也在往中间甚至往左边靠，让老百姓有很多获得感。经济增长加上老百姓的获得感，使得她的支持率非常高。当然，难民危机发生之后，默克尔支持率直线下降，但是，疫情来了之后，又体现出默克尔政府抗疫的有效，民调再度回升。

脚踏风火轮 中间政治的得与失

顾问：默克尔担任总理的十六年被德国主流媒体称为黄金年代。 “黄金”二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的业绩？ 崔洪建：德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默克尔主要的政绩。刚开始尽管经济发展，但对外事务的空间十分有限，那个时候对德国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满足感就是生活水平稳步的提升。第二可以称之为“黄金”的是默克尔时期的政治稳定，尽管2017年出现过长达172天的组阁难产，但最后磕磕碰碰还是克服了困难。默克尔时代16年，德国从蜷着身子做人逐渐站立了起来，它伸展开四肢，首先在欧洲得到认可。过去在欧洲谈论德国尤其谈论德国在欧盟外交方面的作用，多少有些忌讳，现在这种禁忌在消失，德国作为正常国家，在欧洲范围甚至更大范围内已经得到接受和认可。从经济、政治、外交三方面的进展可以看出，这不仅是默克尔执政的黄金时期，也是德国的黄金时期。2005年的世界，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给全球化带来新生的强劲动力，默克尔政府顺势而为，和中国互利合作。郑老师前面提到的“坐享其成”其实反映了默克尔的另一个长处，她把德国的中间政治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她将左翼的社民党拉入执政团队之后，运用了社民党的很多政策主张，脚踏两只“风火轮”，维护了增长与社会稳定公正的平衡。

邱震海：其实过去30年对全球何尝不是黄金期，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经济上的成就，对华关系方面取得的进展，处理巴以冲突的突破，也是值得说道的。从1990年到2020年，真的是全球化的黄金期，冷战结束，全球科技革命兴起，全球化的弊端也尚未呈现，贫富不均或民粹主义这些现象也还没有凸显。处在黄金期的世界，西方对中国抱有希望，中国对西方也本着学习的心态，大家都沉浸在全球化的蜜月期，在此期间，默克尔时代也诞生了，她是生逢其时。之后的30年，世界可能会摆脱黄金期，进入很不确定的阶段，代之而起的肯定是强政府的时代。2019年德国的《明镜》周刊曾经有篇文章，说默克尔之后的德国将是一片黑暗。 顾问：默克尔有着西方领导人少有的平和、低调和内敛，这种气质是否也融入了她的内政外交？怎么评价默克尔的执政风格？

郑春荣：德国很多领导人都给人以稳健、务实、实干的印象，这似乎是德国政治家共有的特性。默克尔的过人之处在于比较愿意寻求共识，以获得社会各方对她的政策的支持，这和德国政治以共识为导向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邱震海：默克尔能不能和撒切尔相提并论，我不太确定，但无疑都代表着一个时代。中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到了70年代末就出现了撒切尔和里根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之后的30年，差不多到2008年，强调市场的效率，减少政府的干预，后来有了金融危机，于是，G20应声而起，强调政府干预，默克尔的执政风格就在这种大环境中产生。

崔洪建：中国人用两种季节的太阳比喻政治人物，夏天的太阳炙热，让人有压迫感，默克尔更像是冬日暖阳，不仅对人没有威胁，而且让人感到暖和，不由自主地就会去接受她。但从性格的坚定来看，默克尔也可以被称作铁娘子，面对很多危机和决策压力，她的坚定体现在行动和内心。当初准备救助希腊的时候，德国国内的反对意见很大。为难民打开国门之后，当时的压力更大。北溪-2工程更是面临美国的压力，结果默克尔都顶住了。 顾问：面对各种危机，她总能沉稳应对，在世界范围内也广受尊敬。怎么评价她留给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遗产和外交遗产？

崔洪建：默克尔相对理性、客观、克制的作风是她留给继任者最大的遗产。未来的政治家要做到这一点会越来越困难。德国乃至欧洲的政治现在面临的民粹压力迫使他们无法理智，因为理智迎合不了民粹，民粹一定是情绪化的。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这种稳定的国际形象也是政治遗产，德国连续好几年都名列好感度最高的国家。 邱震海：从选情的政治光谱上理解，德国有一个中间地带的说法，试图抓住橄榄形选民群体的中间部分，在外交政策上，它也在试图保持中道，之所以能和中国打好交道，也是和中国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在地缘政治利益中，美国忙着拉帮结派，对此，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守得住底线。而默克尔之后的德国还能不能维持中道，就很难说了。德国《明镜》周刊说，后默克尔时代将是一片黑暗，可能也包括中间地带的丢失。

顾问：德国国内对她也有微词，有人说她过分小心，错过了数字化建设和互联网革命的发展时机。在气候变化方面，科学家出身的默克尔自己也承认，她的步子迈得不够大。怎么看默克尔执政生涯中的过失？她还有哪些未竟的事业？ 郑春荣：曾经有人问我，用哪个词来概括对德国的最深印象，我当时说了“秩序”。秩序在德国无处不在，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无序。有些公共服务私有化了以后，按照市场经济运行，造成投入不足。难民和移民增加之后，社会治理的负担加重。更深的原因是代际更替，老一代德国人吃过苦，知道发奋图强和遵守秩序，而默克尔时代的人尝到了福利的甜头，缺少奋斗精神。说到默克尔执政的败笔，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难民危机。默克尔是非常理性的人，但在难民危机中，她表现出了感性的一面，叙利亚难民儿童丧身海滩的照片以及德国人在二战中的历史体验让她做出了接收难民的决定，但是她没料到，新媒体时代，信息迅速传播，难民源源不断，右翼民粹势力因此上升，带来德国政坛的碎片化以及一系列问题。

后默克尔时代 对华政策的走向

顾问：曾经有12年，她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国的某个城市。在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或试图掀起“新冷战”的时候，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拒绝选边站队。对拜登试图组建的“民主联盟”，默克尔也不以为然。怎么理解以默克尔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在对华问题上的看法，他们对东方的政治传统是否更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郑春荣：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其实也经历过波折，她曾在总理府接见达赖，也推行过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中德关系一度陷入低谷，后来有了转圜，中德关系就一直在高水平上发展，从中也能看出她有一种学习的能力。而且德国历来务实，它是一个重商的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巨大的市场给了德国非常好的机会，这是现实利益的考量。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它也知道离不开中国。当然另一方面也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它要平衡好安全上靠美国、经贸依赖中国，归根到底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顾问：今年三月，她曾呼吁，欧洲应该有独立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时候思考一下如何与中国拥有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中欧之间有没有可能尽快树立共同价值观？ 崔洪建：从中方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没有障碍，否则我们也不会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有求同存异的天下情怀，但对西方而言，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克服一些障碍。从勃兰特到施密特，德国的政治家一度试图弥合东西方的差异，默克尔作为物理学家，更能跳出传统的思维限制。前不久，默克尔说过，西方应当思考，中国为什么会成功，它一定是有合理性的，这种逻辑意味着并不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说中国成功了，反过来倒推中国的成功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客观的看法。这样的话在我们看来是常识，但让西方的领导人说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人类社会看似充满冲突，但实际上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的共性越来越多。互联网时代不断突破文明之间的隔阂，关键是如何去把握未来的远景和现实的阻力。

顾问：后默克尔时代，对华立场强硬的绿党和自民党正准备参与执政。德国对华政策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德国在中美大国博弈中相对超脱的站位会不会发生动摇？ 郑春荣：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在拉欧洲，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强调战略自主，但是它的战略自主是有限度的，短期内还不能通过实力去实现自主，意愿上也没有那么坚定，拜登稍微拉一下，欧洲就会往美国这边靠一靠。准总理朔尔茨说会继承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对华政策自然也是默克尔的遗产之一，而且社民党应该是对华最友好的德国政党，总体上应该会维持对话合作的方向。绿党和自民党的参政会增加对华强硬的成分，过去，默克尔以她的权威可以控局，执政伙伴不敢过于造次，而新总理缺少威望，估计控盘能力不够，在对华政策上，我们有可能会听到各种出处的声音。但是，这种立场的差异最多体现在合作更多还是竞争更多以及制度对抗的权重上，而且不管是绿党还是自民党，作为反对党期间发表的强硬言论在执政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