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严峻嵘

12月13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苏珊娜·芙拉图斯女士捐赠两尊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仪式”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仪象万千——明代彩色釉陶俑特展“同时开幕。今年恰逢中国考古百年，用上博杨志刚馆长的话总结是，“两件陶俑回归故里，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个首次在上博展出的陶俑特展应该如何观看和品鉴？这些陶俑蕴涵了哪些古代思想观念？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请他分享特展中的陶俑所展现的古代物质文化、对跨国展览起到的文化传播作用，以及流散海外中国文物回流的看法。

为了解明朝提供了实物证据

新闻晨报：先谈谈我个人的观感。可以说，特展中的这些陶俑、陶马、陶家具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丰富的物质文化，包括那个很有意思的虎皮椅。

陈淳：是的，这次展出的陶俑，如秦始皇兵马俑一般，服装帽饰、装备器用都各不相同（例如，服装上既有身披盔甲，也有穿交领、对襟等常服的人物；腰间有不系带的，也有系腰带、大带、革带等的；他们头戴冠式也各有不同，既有圆顶、尖顶的毡帽，也有戴乌纱、盔、冠等）。对我们深入了解明代服饰的穿戴形式、搭配方式等，提供了鲜活的实物证据。这批陶马的修饰与打扮（例如，马鬃向两边分开垂于马脖上，长长的马尾系缚后位于后蹄一端），与唐三彩中折射出的唐代审美是极为不同的，能够反映出明代的全新时代潮流，有时甚至是科技发展。陶家具则更是当时的工艺水平、日常生活、民俗民风等方面的真实反映，尤其是这一组家具中的虎皮椅、屏风、床等，塑造得都比较生动。

新闻晨报：按照展览现场的文字说明，仪仗俑队是非常有讲究的，仪仗，是最能体现社会身份地位的外在表现之一。这队列是否也体现了古代政治制度？

陈淳：在古代能够体现出社会身份地位的外在表现是非常多的。其中最知名的可能是先秦时期的“列鼎”制度，与周代礼制中用鼎的数量来显示主人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低类似，明代的仪仗制度也是用队列及器用的规模来体现所有者的身份地位。关于明代亲王具体的仪仗内容及数量，可以参见《明史·志第四十·仪卫》或《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五·营造四》。这组陶俑手中所执的木制仪仗虽然已腐朽不存，但四件文骑俑身后背着的官帽、印信等器仍清晰反映了墓主人对于自身地位的重视。

新闻晨报：从这些随葬品中，可以看到蕴涵的古代思想观念是什么？

陈淳：那肯定是一种“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了，这几乎是贯穿了中国古代丧葬观的主流思想。《荀子·礼论》中写道：“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在古人的信仰里，人死后灵魂不灭，还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因此要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侍奉死者，在墓中陪葬许多物品让其在另一个世界享用。这些随葬品里，既包括诸如陶家具等供墓主人死后使用的生活器具，也包括了陶俑等继续供墓主人驱使的仆从侍卫。

跨国展览起到文化传播作用

新闻晨报：如果复盘这次特展的前因，上海博物馆馆藏的这套明代彩色釉仪仗俑队陶器曾多次远赴国外交流，比如1983至1984年赴美国旧金山、芝加哥、休斯顿、华盛顿特区展览。正是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苏珊娜看到祖父收藏的相似陶俑，感慨万千，最终在30多年后将文物送还给中国人民。这是否说明了跨国展览起到的文化传播作用？

陈淳：三十余年前上海博物馆的陶俑展，在海外人士心中播下的中国文化的种子，今天能以这样的充满善意与温馨的方式瓜熟蒂落，确实让人感到非常欣喜。这说明跨国展览还是能起到比较好的文化传播作用。

展览是传播文化最直观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虽然眼下疫情给举办跨国展览提出了更多挑战，但博物馆行业也不妨将此视为一个机遇，创办更多优秀的线上数字展览及相关活动，以更丰富多样的形式来利用文物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

如何依法追索值得社会深思

新闻晨报：正如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周茂义在捐赠入藏仪式上所指出的，苏珊娜女士将中国流失到美国的古代文物捐赠回来、还给中国人民，是十分温暖而又高尚的义举，很多人也认为，能够利用文化影响力促使文物回流，是一个好现象。

陈淳：针对流散海外的、数量在百万级的中国文物，近年来促进其回流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司法追索、协商捐赠、商业回购。此次苏珊娜女士的高尚义举只能视为个例，而且通过这种途径回流的文物数量也毕竟有限；二来，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爱国商人，不可能在短期内将所有流失文物回购。近年来，正是由于这一途径引发了回购文物价格的不断上扬，也产生过一些争议。而签署国际协议、进行跨国诉讼、进行外交谈判，都是目前阶段我们所能看到已经成功过的方式，但案例明显不多，仍需要更多实践与摸索，对非法流出的文物如何依法追索值得社会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