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剧里，有一种说话腔调与“TVB腔”齐名。

“嘿，我的老伙计，我向圣母玛利亚保证，你做的这件事就像苏珊阿姨的苹果派一样糟糕……”它就是被网友们玩坏了的“译制腔”。

这种今天听起来奇特的语言风格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呢？作为我国生产译制片产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厂家，上海电影译制厂对此可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

从“大碴子味儿”到“译制腔”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译制片在中国诞生之初。假如说当时的译制片有“腔调”的话，那它差一点被“宇宙间最魔性方言”——东北话“带偏”。

1949年5月，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普通一兵》上映。这部苏联影片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译制导演是后来被称为“中国译制片之父”的袁乃晨。

今天我们在网上还能找到这部影片，由于配音演员都来自东北，片中的“战斗民族”一开口，一股“大碴子味儿”扑面而来：

“走，喝茶去，我先跟你唠一唠家常话”

“哎呀，马索特洛夫，我一看见你呀，简直像我那二小子。”

“得了，别（biè）说了。”

B站网友调侃说：“好怕说着说着突然来段二人转。”但接地气的东北口音倒也与片中苏联红军战士的工农身份意外贴合。

此后，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大量外国影视片，从早期的《列宁在十月》《复活》《静静的顿河》《流浪者》，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译制的《罗马假日》《两个人的车站》《寅次郎的故事》等等，贡献了一批经典。

当时中国之所以要发展译制片，有它的时代背景。

解放战争年代，苏联电影在解放区广为放映。观众只有通过幻灯字幕或放映员用土喇叭讲解简要情节来了解影片大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老百姓的识字率不足20%，看外国影片可以说相当费劲。

而在大片放映基本与好莱坞同步的摩登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等著名影院曾聘用精通英语的“译意风小姐”，放映时进行同声翻译，以此来克服语言障碍。但这一服务需另外收费，还有人吐槽在双耳上夹一副听筒夹并不舒适，所以也不普及。

1948年1月，大上海大戏院公映了由王文涛等二十多位华侨译配的意大利影片《一舞难忘》。广告语是“华侨影迷海外新收获，外国明星开口说中国话”，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探索自己的译制片之路，成了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课题。

就在《普通一兵》上映后不久，中国译制片史上另一支更为重要的力量登场了。

有一行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风尘仆仆来到长春，求教译制经验。

他们是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11月16日成立的翻译片组，组长是在中国电影译制片史上大名鼎鼎的陈叙一先生。

1950年，上影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答卷——苏联故事片《小英雄》（即《团的儿子》）宣告问世。

1957年4月1日，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成为国内唯一专门从事外国影视片译制的电影厂家。六十多年来，上译厂共译制了40多个国家1500多部故事片。

《简·爱》《巴黎圣母院》《佐罗》《追捕》《虎口脱险》《尼罗河上的惨案》《音乐之声》《茜茜公主》……电影爱好者可以列举出一长串“made in上译厂”的经典译制片。

如果说当年东影的《普通一兵》通过本土的东北话，消除了观众对俄语表达的陌生感，那么上译厂的译制片显然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作为我国生产译制片产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厂家，上译厂用让人感到陌生又新鲜的“译制腔”为观众构建出了对世界的想象。

二

创造一种全新版本的语言系统

今天看惯了字幕组翻译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译制腔”有些“浮夸”。殊不知，这种腔调是当年的艺术家们刻意而为之。

其实除了我国早期“大碴子味儿”的译制片，好莱坞和苏联也曾做过华语译制片。据说苏联找的配音演员来自山东，剧中人的对话一口山东腔（另有一说来自东北）。

1949年2月26日，苏联影片《森林之曲》在上海的沪光、丽都、平安、虹光4家影院同时首映。但观众对配音并不“买账”：“华语对白，总觉得不合适，以一个红发蓝眼睛的人，即使国语说得再好，在许多严肃的场面里，观众会哗然大笑。这种配音方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

为了让观众在观影时不产生违和感，用配音艺术家刘广宁之子潘争的话来说，上译厂的第一代配音演员“不自觉中穷其一生在避免‘外国译制片中国化’”。换句话说，上译厂的译制片刻意颠覆了习惯性的用语方式，对中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版本的语言系统。

“译制腔”的养成首先体现在语音、语调上。

为了再现原语言国家的特点，配音演员经常在语气、节奏、速度上模仿原片中对人名和地名的叫法。外国人在对话中经常会加一些感叹词，配音演员也会把翻译过来的中文加以感叹。

“嘿，老伙计”“噢，我的天”“真是见鬼”“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些“译制腔”常见的表达，严格来说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语言。

有趣的是，有时候译制片还会添加语气词，刻意加重感叹力度。

在电影《魂断蓝桥》的原片中有一句台词是“Roy,you must be mad!”在译制片中的配音是“噢！罗伊，你疯了吧！”句子的前后都加了语气词。

这是因为汉语在语音、语调上是一种内敛的语言。配音演员的语气词添加意在让中文台词的语言力度更加贴近原片。其次，“译制腔”有时候听起来有些啰嗦，语速很快，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外国演员的口型。由于汉语和外语之间的语言差异，同样的意思表达出来字数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译制片里常常会加些原片中没有的“小零碎”来适配画面和口型。

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有一段侦探波洛很困，却不断有人过来搭讪。当女小说家过来时，波洛的台词是：“Yes,I am extremely.I am consumed by sleep.Madame.”

上译厂翻译过来的台词是：“是啊，我非常非常困，我实在是太困了，太太。”

这里的两个“非常”不光是为了体现波洛确实困到不行，更重要的作用是让中文台词与原片的语句在长度上相同。

另外，由于英语里多用从句，译制片在翻译时为了适应中文表达，常常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所以我们听到的译制片台词多为短句。

说到对口型，上译厂还有一个独有的岗位——口型员（一般由演员兼职）。这项工作需要数出影片中外国演员讲的每句话口型能装多少中国字，翻译人员再据此调整每句话的字数。

配音艺术家曹雷曾经举例说，一句简单的打招呼，英文、日文有不同的发音，这就需要演绎出不同的语句。

英文中见面说Hi，中文翻译也只能是一个字；但“How are you”就对应三个汉字；如果碰上日文，七八个音，这时配音演员既不能不说话，也不能随意拖音“早——上——好——”，需要根据人物关系，改成“××先生，早上好啊”，把口型不多不少地填满。

更重要的是，上译厂的“译制腔”之所以让观众感到陌生又新鲜，和它所选择的翻译方式有关。老厂长陈叙一为上译厂确立了“忠实原片”的创作原则，在翻译台词时多采用直译。

有学者认为，因为外语与中文在语序和表达上的差异，这样翻译出来的语句会有一种别扭感。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译制腔”正发轫于此。当年，上译厂的许多经典之作都由陈叙一亲自翻译或者把关，不少经典台词有着他个人鲜明的翻译风格。

还是拿《尼罗河上的惨案》来说，影片结尾，波洛用英文说“Take it easy”。在第一稿翻译中，这句话被直译为“慢慢来”。第二稿被改为“别心急”。在最终的第三稿里，陈叙一把它成了“悠着点”。

影片《虎口脱险》中，主角在浴室里接头时哼的小曲“Tea for Two”起初被译为“情侣茶”，但配音时哼起来总觉得不对味。最后是陈叙一反复琢磨，发明了一个新译法——“鸳鸯茶”。

还有在美国电视系列剧《加里森敢死队》里，一群三教九流组成了敢死队，称呼老大为“Sir”。这个词翻译成“先生”“队长”“长官”似乎都不太符合角色身份，又是陈叙一给出了一个词——“头儿”。在此之前，中国的语言习惯里并没有这个词汇。但译制片播出后，很快成了称呼领导的惯常用语。

三

用国语塑造了整个西方

如今，外国影视剧的观看方式已经从一个声音的时代走向了字幕和声效原声的时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来自上海的声音，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

今年是上译厂的配音艺术家邱岳峰诞辰100周年。很多年前，陈丹青这样写道：

“好的翻译仍然可以是好的语言，二者都是文学；配音再好，却仍是语音的替代品。配音，为传播计，是属上策，论艺术，毕竟下策。”

但“邱岳峰是一个伟大的例外。他是外国人，别的天才配音演员感动我们，但我们不会错当他们是外国人，然而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里发生‘重听’。他，一个上海居民，一个在电影译制厂上班的中国人，直到我在纽约再听邱岳峰这才恍然大悟：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这是在向这位“嗓音的诗人”致敬，似乎，也是在向“译制腔”致敬。

晨报记者 韩小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