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这样一种理发店，没有价目表，也没有推销，客户粘性却很强。

他们在90年代开始个体经营，经历了理发店向连锁发展的时代，却依旧维持单店小本经营。

维持这些理发店的，除了手艺，还有一种刚刚好的氛围感。

一

“阿拉江桥过来的。”

“我周浦过来的，乘公交车调地铁，18号线转2号线，过来要毛2个钟头。”

位于外滩后街元芳弄的“明丽美发”里，多的是这样从上海各区来的老主顾。她们多是50、60后已经退休的阿姨。

当然在年龄这场pk赛中，50后还太年轻。

“30后也有。前两天来个老奶奶，99岁来烫头发，精神好得不得了，卖相哈好，儿子开车从虹桥带过来的。”

上海阿姨爱美，不管什么年龄，头势清爽顶顶重要。

理发店的老板周明丽是70后，扬州人。1994年，她在附近机电局内部的理发室上班，后来单位取消理发部门，她就在附近借了这间店面，开始个体经营。店内还有3个理发师，两个是她妹妹，一个是她妹夫。

上海小店难做，租金高企，但周明丽在30年时间里积累了稳定的老主顾。这些老主顾从上班到退休，一只头都交给了“明丽美发”。

要问3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不是发型，不是装潢，而是节奏感。

“十几年前，都是上班的客人，在后头催，急死人啊。现在伊拉自由了，随时随地好来，阿拉自家年龄也上去了，都相对慢下来。”

有条不紊是明丽美发的特色。虽然这里不执行预约制，但阿姨们从年轻时代的“打工人”到退休状态，变沉稳了，愿意等。

周浦阿姨11点到店，周明丽正在帮别人烫头发，12点才能轮到她。等待时间她就去附近逛逛。

用周浦阿姨的话说，总归是“一天辰光”，毕竟来回需要近4个小时。

像这样怀着“上海一日游”心情来美发的，不在少数。

江桥阿姨当天带着婆婆一起来美发。江桥阿姨是老客户，原先住在附近江西路，动迁后去了江桥，但回到元芳弄理发，是固定不变的习惯。

“带阿婆一道出来，像旅游一样的，烫头发、吃饭。”

而在这种几十年的主顾情里，还有弄堂邻里的意味。

江桥阿姨理发期间，婆婆坐在理发店的内间，吃起了理发师三姐妹做的家常菜。

“阿婆肚皮饿了。吃点饭，不要紧的，像自家人一样的呀。”周明丽的妹妹说道。

这样的场景一直在明丽美发上演着。

中午时分，一位戴着淡染色墨镜的时髦阿姨进店，理发师在忙。她很自觉地去隔壁大壶春吃饭了。

“侬吃伐？我帮侬买。”墨镜阿姨对理发师说道。

“阿拉有饭的呀。阿拉大壶春吃够了。”

“我没够。”

几分钟后墨镜阿姨提着大壶春的外卖回来了，她没有堂食——多强的归属感。

征收前顺昌路上的和平美发厅也是这样。熟客们都是直接进店、坐下，无需多言。烫头发时，阿姨熟门熟路地拿起一包发卷放在自己腿上。她往后递一个发卷，理发师傅在她头上卷一个。

窝在乌鲁木齐南路小弄堂里的“阿根美发”，也有这样自助的氛围。

蔡壳（化名）一次经过的时候，没有负担地直接走了进去，“就是看起来没什么距离感的理发店，那种‘正经’Tony我感觉害怕。”

“一个阿姨带女儿来剪头发，老板一个人在忙，阿姨自己动手给女儿洗干头，还给小孩罩好了披肩布。然后开始和老板聊股票。剪头发58块，老板话不多，我不主动，他不开口，太完美。”

熟了可以开口讲两句，不熟不用交流——这是i人（内向的人）理发的最佳选择。

二

“明丽美发”是一家在百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店。

也没有经营自己的“大众点评”，店名条目和寥寥几条点评，都是年轻一些的客人自发建立的。

“我觉得不需要推广。再推广，阿拉来不及做。”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居民渐渐变少的区域，明丽美发的客户也很稳定。有早前在附近上班的人，也有原先附近的居民，他们靠着口口相传的古早传播模式，又带来了更多的客户，支撑起理发店的正常运转。

所以，综合店的办卡模式，在这里不存在。它不需要用一张预付卡拴住客户。

但客户却会一次一次自动前来，并且还自动“推销”。

“老板娘不叫我们来，我们自己来的。”周浦阿姨是被自家姐姐推荐来的，姐姐在这里做了二十几年头，最初也是好朋友推荐来的。

周浦阿姨曾经也在文峰这样的综合店里办过卡，文峰之前，她在街边小店做头发——这是“明丽美发”不少客户都走过的理发路径。

综合店要推销办卡，街边单店在日新月异的上海生存空间狭窄。最终，那些不想被推销，又不想频繁更换理发师的客人留了下来。

店内一位中年男士陈理（化名），默默听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后，忍不住有话要说：“他们能够立足，我感觉很重要一点，就是人情味。”

陈理还没退休，随着单位搬到附近，他在“明丽美发”剪了五六个年头。他趁午休时间来理发。这里的每个理发师他都“认证过”，是可以交付自己头发的水平。

他居住在控江路一带，原先那里也有他“认证”过的理发小店，“认准过的人家都搬脱了，沿街店面，租金太贵，做不下去回老家了”。

综合店陈理也去过。“阿拉老婆办的卡，现在都不弄了。他们要推销办卡，而且一直换人的。不像伊拉这里，很固定。”

事实上，不少去过综合店的人，最终卡内余额没用完，就不想去了。“（每次）还要担心、应付伊拉推销。不想被伊捆绑牢呀。”

陈理是一个喜欢固定感的人。他甚至反问我们：“你们不认准吗？”

“其它地方不敢去剪呀。阿拉屋里门口也有发廊的，不敢剪呀。（新店进去）还要重新熟悉。发廊的人，也在一直变化。他们年纪比较轻，可能跟我们也不一定能契合。”

从陈理走进“明丽美发”的一系列动作，我们可以理解他的“不敢”。

他莫不吱声走进店里，找到空着的那把椅子，然后戴起耳机开始玩手机，不问，也不急。直到周明丽的妹夫吃完饭走向理发椅。

多么符合“社恐”的一套操作啊。

洗剪吹只需要35元，单剪25元，染发两三百，烫发两百到四百元不等。即便店内没有价目表，老主顾都熟稔于心，也不担心被宰。

三

“陈程发屋”也是一家没有点评的小理发店。

我们会发现它，是今年春节寻找“魔都年味”时，看到陕西南路一个小弄堂口挂着一串香肠。不成想香肠的主人没找到，却发现了弄堂口的这家理发店。

那一天，它像弄堂口的烟纸店一样，是“八卦”的集散中心。弄堂里的阿姨推门进去，开口就是一句：“侬晓得伐……”然后和正在忙碌的理发师分享了自己获得的最新信息。

一年后再来，店内没有阿姨，只有一位爷叔顾客。

在日新月异的上海，这一年，理发店一点都没有变化。

而玻璃门上的字体显示着，它或许几十年都没变过。“快30年了。‘发’不能动，一动不发了。”

店里的装修也维持在90年代的模样，角落的洗头池就像小时候洗头的样子，需要坐着、把头低下来，而非仰头式。

和明丽一样，老板也是“简单粗暴”地用自己的名字做了店名。

1994年，陈程从国营的宛南理发店跳出来，准备自己开店。

那是个体理发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年代，1980年代末开始，芳芳发廊、丽丽发廊、莎莎发廊、艾娜发屋、嘉美发屋、丽娜娅发屋等各种名字洋气的理发店开遍了上海各区，在1989年就达到了600多家。

那时30岁的陈程是头脑活络的小青年，他在国营理发店学好了全套技术，对于自己开店，心里不慌。

要知道，当时收入分配不均是让理发师们纷纷变个体户的主要原因。

《文汇报》在1989年一篇《美发大战》的分析报道中指出：“国营理发店的美发师从早忙到晚，一月工资带奖金只有150至300元上下，而一个个体户美发师收入却起码在1000元以上。”

朋友给陈程介绍了陕西南路这个原本是烟纸店的店面，房租1000多元。那时对面百盛的脚手架还没拆，它要两年后才会正式开业。

即使没有商场加持，这一条弄堂也是相当热闹。卖鞋、卖报、卖碟的小商贩挤满了弄堂口。等到2000年襄阳路市场开出来时，马路热闹得天天像在排队，还给陈程多带来了一些“黄牛”客人。“他们一边剪头发一边会讲，赚了多少钱。”

当然，这样一家社区理发店，更多的客人还是周边居民。有住在对面弄堂的老太太，98岁了还走过来烫头发，也有105岁的老先生，走过来剃头。

“旁边再开家店，要做到我的生意也比较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准的发型师。”

认准了，就有那种安全感，知道理发师会把你的头发弄成什么样，也知道，一次理发自己要付出多少钱。

陈程理发店同样没有价目表。“剪头发35，染头发100多，烫头发200元以上。老顾客都知道。我们没有套路。”

“套路”的经营模式，陈程也曾去尝试过。

如果说1980年代末是个体理发店蓬勃发展的年代，那到了1990年代末就是综合连锁美发店大发展的时代。

1997年12月，文峰在上海开业，1999年，永琪成立。之后名发、名都、金典年代、华都等美发美容连锁企业纷纷开业。

陈程也去挤过闹猛，和朋友合伙开了“风范”，但最终还是让文峰永琪等收购了。

“我还是回到这块小自留地。”

“自留地”曾经有好几个员工，除了陈程，还有他的徒弟。不过徒弟现在都走了。最得意的那个徒弟，通过技术移民去了澳大利亚。

现在，店里只剩陈程一个人了。

30年的时间，也让他和房东成了一种接近亲人的关系，房租没有涨得很狠，“不过可能会拆迁。”

如果没有城市发展变化，这家店会开到他做不动为止。

和陈程聊天的功夫，烫着小卷发的弄堂阿姨已朝玻璃窗内张望过几次。等到我们走出小店，憋着一股劲的阿姨爷叔们一下子“炸锅”了，弄堂热闹得像考试结束一样。

他们揶揄起陈程：“侬上抖音啦？”“赚钞票啦？”

9年前，我们曾经写过《是什么让我们总想说说理发店的事》。回头看来，当时的感触依旧符合当下：

在一个变化迅速的城市，安静、可信任的场合不多了。

如果氛围足够值得信任，除了发型的故事外，更多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故事。

文/晨报记者 姜天涯 顾筝 画图/二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