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一片黑暗，唯有台中的一束光。

她站在光的中央，长头发，白裙子。音乐响起，她大声朗读，然而话筒微弱，只能听得见些微的声响。而她不慌不忙，在原定的节奏中继续：“稻子熟的时候，秋风才起……”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诗人余秀华站在上海的舞台上。

即便，前一天我们围绕这部即将于11月在上海首演的诗歌舞蹈剧场进行了超过一个小时的对话，还看过了许多她在排练和内部试演时的视频画面；但真正看到她站到舞台中央，那份好奇更加强烈：跳舞的余秀华，在想什么？

成名十年，余秀华写作、出书、恋爱、分手，一举一动都在大众视野之下，热度始终未散。尤其今年，她出版诗集《后山开花》，拍摄时尚大片，参与真人秀录制，还筹备了即将在YOUNG剧场进行世界首演的诗歌舞蹈剧场《万吨月色》。

因何跨界？为何舞蹈？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在不同场合下，她的回答大多相似：“别人叫我做了，我就做了。”

她惯于用这种直白粗砺的方式回应外界的打量。直到我们的聊天进行到尾声，她才在屋檐下雨滴拍打的声音中，半真半假地说起对现场演出不确定性的担忧，“票都卖了，要是有演员生病就麻烦了”。话锋一转，她再次否认害怕出错，“只要你不害怕，动作错了就错了”。

时而尖锐，时而温柔，时而痛苦，时而放松……成名十年，余秀华的一切似乎都袒露在大众的目光下，但我们所知道的，又远远不到她的百分之一。那些矛盾的AB面，看似喜怒无常的表达，粗砺而笨拙地，保护着她内里更为真实的存在。

没有“不可能”的人

余秀华不喜欢坐飞机，不喜欢出国。但为了《万吨月色》，今年上半年，她在伦敦和牛思卡尔待了一段时间，反复排练、预演。有时候，她能一口气练上两个小时，感知身体与诗意的碰撞。

她不太愿意提及创排的困难，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挫折，是在内部试演时忘了动作，独自在后台哭了。其他舞者告诉她，崩溃与自我谴责，是她真正成为舞者的时刻。而今回忆，她大大咧咧说自己不是没有过“逃跑”的想法。“我好像是个很被动的人，你推我就做，没有人推我，我就不做。”

“你心里有不能被推动的‘底线’？”

“没有，我是个没有‘底线’的人。”她想了想：“好像除了写诗歌不需要人推动，其他的事都需要。”

风铃制作艺术总监、《万吨月色》导演法鲁克·乔杜里，成了那个推着余秀华跳舞的人。2017年，他第一次读到这位出身乡野的女诗人的作品与报道，大受触动。2023年，他带着诗歌舞蹈剧场的创意，千里迢迢地赶赴横店村，与余秀华当面交流。

法鲁克深知，要让眼前这个身体受限、年过不惑的女诗人登台表演舞蹈，是一种冒险。但那些直击人心的、简短而富有音乐感的诗句，让他深深着迷：“开启这个项目，我是为了余秀华和她的诗。”他迫切地希望用舞蹈还原她的诗，告诉观众，成为这样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她如何活着？

意料之外的是，余秀华的答应很干脆——单纯从观众的角度，她相信诗歌、音乐、舞蹈的内在联系，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开始，这些节奏与韵律的游戏，彼此交融，流传千年。

就这样，法鲁克停留横店村的一周时间里，余秀华出生的祖屋成了临时的舞蹈教室。每天，她会花上两个小时接受舞蹈“入门课”，从动作略显僵硬，到逐渐沉浸其中。

“好的舞者必须诚实，惊人的诚实正是她舞蹈中最有力量的一点。”法鲁克并不吝啬对余秀华的赞美。而当他进一步提出希望她以“影子”为意象创作时，余秀华接下了这个“命题作文”。

“法鲁克又不太懂诗歌，我随便写一写，他都觉得好。”她笑嘻嘻地揶揄。

但法鲁克却说，这一次，余秀华是真诚邀请观众进入她的世界。

就好像她在《她在四月跳舞》中写到的她，有支离破碎的诚实，也有影子般的神秘。“她从磨眼里取出一个支离破碎的自己/她从残疾里/取出一个轻舞飞扬的自己/她在黑夜跳舞，红色的影子甩到他面前/她从困顿里/给他取出一个不停旅转的自己……”

“想骂人都不容易”

这两个月，余秀华的行程密集。为宣传诗集《后山开花》，她出现在不同的城市，与四面八方的读者对话。与此同时，她为《万吨月色》接受媒体采访，重新开启训练与创排。

同行感慨，采访余秀华“有压力”，她可以出口成章，也可以插科打诨，捉摸不定。我们尝试在压力中追问：连续的工作、重复的采访，会不会有不管不顾撂挑子的时候？

余秀华摇头：“那不行，那多愚蠢。”

就算是强忍着不满敷衍，她也有完成的使命感。与完颜慧德那档备受关注的综艺也是如此，接下了，她选择坚持完成。她一边回忆当时的鸡飞狗跳、日夜颠倒，一边感慨工作人员的辛苦，每天早上7点到凌晨12点的录制之后，还要继续熬夜看片找场地。

带刺的A面之外，不肯轻易言说的善意，是属于余秀华的B面。所以，当我们感慨许多问题或许她已经回答了无数次，她立刻笑着“承诺”：“我争取今年多发生一些你们预见不到的事情。等我明年出了新书，你们就有新的问题了。”

其实问题从来都是相似，不同的是她回答时的心境。过去十年，余秀华的故事家喻户晓，无数个采访带着问题出现，许多答案却早就预设。“如果你和他想象中的回答有偏差，甚至是相反的，他就很不满意，不停地引导你，想让你按他的标准来。这时候我就挺烦，你明明自己有答案，你还问我干嘛？”

比烦躁更惊扰她的，是无中生有的恶意与侮辱。余秀华毫不客气地回骂过，与之一同出现的，是不同平台以更快速度进化的屏蔽规则，“想骂人都不那么容易，何况活着”。她痛得失眠，更加离不开酒精，宿醉带来的头痛又连绵不绝。没有公开活动的时候，她一觉醒来，看看书，刷刷抖音，又是一天。

也不止一次，她刷到张冠李戴的“余秀华诗作”“余秀华语录”。流传甚广的一句她几乎要脱口而出：离婚分手，无非就是换个人谈感情，把衣服脱给另一个人看。

“那根本不是我说的，水平太差的心灵鸡汤，我从来不写心灵鸡汤。”她否认过，投诉过，发现毫无用处。一度有人带着伪作找来，想要谱曲演唱。她一看，压根不是她的诗，“我写得没有那么烂，这拉低了我的档次”。

我们宽慰，这是名人的宿命，“鲁迅说过”满天飞，“杨绛说”随处可见。

她笑嘻嘻地想起刷到同一段烂俗的鸡汤文，只不过前一次被安在余华头上，后一回又成了余秋雨所作，“只要我的书能出，其他都无所谓。总不能一个个去澄清吧？没有用，有一个就会有十个。”

“说了我也不会听”

身体的局限，爆发的情感，奇妙地并存于余秀华的诗作里。在不同的见面会中，读者们往往会热情地向她讨教生命与死亡，追问爱情的得失。

有些她答得上来，有些难免有迟疑。她没有当“人生导师”的爱好，却并不吝啬聆听，“每个人首先关心的都是自己，他们是想来看看你，问你问题，还是别的什么，这都是很正常”。至于对方是否理解她的诗，余秀华无所谓，“每个人对诗歌，对世界，对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如果他们都理解你，那才说明你的诗歌写得不好，你写得很浅薄”。

微妙的是，现实中的情感挫折，让许多读者在“求教”与“劝告”之间反复跳跃。他们大多看过范俭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看过余秀华在写诗成名、经济独立后，如何艰难摆脱不幸福的婚姻。再往后，互联网让更多人见证了她的另一段感情，从戴着温柔面具的开端，到暴力撕扯的中场，再到一地鸡毛的终结。

“我的读者生怕我谈恋爱受伤，一看我和谁在一起，就担心得不得了。”余秀华熟悉那种“请保护好自己”的关怀，“我要和谁谈恋爱，这无所谓。再说，他们说了我也不会听，对吧？”

然而当年轻人们习惯性自嘲“失去爱的能力”时，余秀华又坚持，爱的能力始终存在：“刚刚失恋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说，过一段时间就不会了。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有能力爱别人，才说明你生命的力量是充分的。”

恋爱之外，大众对她的期待，依然是创作。《后山开花》收录的大多是她五年前的作品，在一场又一场的活动中，她被追问如何继续写得好。她有时谦虚，说自己是作品还在青春期，身体却已经走向更年期；她有时也“无赖”，并不讳言自己太过懒散，曾经有过的目标，最后大多不了了之，“我有时候犯懒就不写，我觉得创作者也不用天天写东西吧？”

诗歌，依然是她最公开也最神秘，始终被保护在内心的东西。就像她在《后山开花》自序里的所说的，还在写，就完成了写作的使命，“至于是不是诗歌，或者什么是诗歌，一点都不重要。我是如此幸运，能够找到最适合我的方式，用最忠诚的文字把自己平放在世界上，一切的苦厄都成了配菜。”

文/晨报首席记者 曾索狄

图/罗鸿

晨报记者 姚祖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