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本周一，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平心而论，自从新冠疫情被定性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中国就对外分享信息，保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又马不停蹄派出专业医疗小组前往海外进行援助，医疗物资上的帮助更是不在话下，我国对世卫组织的财政支持也很突出。

但是，国内外公众对此仍有疑问：究竟我们的援助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应当承担的和我们可以奉献的究竟以什么作为标准？而这种援助如何科学有效，让更多人理解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20亿美元符合国际预期？

顾问：从援助对象来看，这20亿美元国际援助面向的是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内容上来看，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还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如何看待这个援助的力度？符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预期？ 王逸舟：在我的印象中，20亿美元是新中国历史上对外援助最大的款项。这20亿当然也包括医疗器械、医疗队前往不同国家支援所需费用等。世卫组织和非洲国家将是最大受益者，对中国的贡献非常满意。埃塞俄比亚（非盟总部所在地）领导人在电话中就向习主席表达了感激。但是，国际社会的预期存在不同类型和层次。有些国家会认为，中国是此次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始发地，又是全球最有钱的国家之一，而且，当其它国家尚处在水深火热之际，中国的经济已在企稳回升，在它们看来，中国的援助才刚刚开始。

最大出资方将成新常态？ 顾问：在承诺20亿美元国际援助之前，中国就已经在欧盟、非盟、东盟、上合等各个方向上实施不同程度的援助。截至目前，我们是对外援助力度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以世卫组织为例，美国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大出资国，但实际上并未足额缴纳，而中国非但没有欠费，反而还增加支出。这些是否将成为常态？

王逸舟：如你所说，我们在前期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现汇基础上，又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在技术交流、信息共享、疫苗研发、病源追溯等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寻求国际合作。而且，除了中央统筹调度和指挥之外，除了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主要部委牵头和协调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医疗队、基金会、社会公众也向海外给予捐款与支援。这次外援是一次历史性的、史诗般的民族动员，也是中华民族复兴阶段力量与风范的空前展示。 回溯本世纪初期，我们在联合国承担的会费还不到1%，在多数国际组织中也只是刚刚熟悉规则的参与方，但在之后这20年里，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费升至12%，仅次于美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方参与的军人、警察、民事观察员的人数也达到五常之中最多。我们每年通过中央财政向联合国拨款达到百亿人民币之巨，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之际，中国还临时拨款7亿人民币。最近十多年来，我们还减免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在约翰内斯堡和北京先后召开的中国与非洲国家峰会上，中国曾两度实施600亿美元对非援助。新时代中国的国际贡献、对外援助和责任担当，值得国际社会尊重和本国人民自豪。

需要注意的是，在抗疫斗争中，中国的措施相对有力，容易产生速战速决的感觉，容易对疫情周期的估计偏短，也容易对其造成损害的严重性和深刻性估计不足。事实上，受疫情影响，全球多地已出现大面积医疗瘫痪，即将到来的粮荒对于没有粮食生产能力的地方来说是致命打击，未来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国家的难民潮、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武装冲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下一阶段我们对外援助的压力会增加，对外援助的数额会非常巨大。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大规模危机，我们起码将是各大国际机构最大出资方之一。 对外援助的初衷是什么？

顾问：随着对外支出的增加，公众的不理解也在增加。有人质疑，我们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帮助当地兴建基础设施，究竟是出于菩萨心肠还是为了讨人家一个好？甚至不怀好意的外部说法认为中国向当地提供大量贷款，是为了形成这些国家的债务陷阱，最后迫使其依附中国。您正在从事中国外交的国家重大课题，如何对内对外解释我们开展援助的初衷？ 王逸舟：从“一带一路”实施的这些年来看，中国的对外援助确实在大幅提升，但其实，除了贷款和减免债务之外，更多援助采取的都是互利共赢的方式。比如在为当地提供设备、培训干部、帮助开发的同时，我们也在收获相应的资源和市场。作为迅速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提供的全球产业链条也得到了加固和增强。如果说70年前的马歇尔计划体现的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引擎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杠杆作用，那么，最近这20年来，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

我们的对外援助并非单纯的利他主义或菩萨心肠，更不是把别人绑在自己战车上的阴谋论，而是因为外部经济的重振、各国社会的稳定、邻居生活的和谐，事关我们自身的安稳。对外援助使得大家都守望相助，共同应对困难，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前不久召开的“10+3”视频会议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中日韩和东南亚十国抱团取暖，哪怕有历史恩怨和复杂矛盾，也暂且撇在一边，这就是共同体意识，既非利己主义，也非利他主义。当下的对外援助也需首先安定周边，让东亚地区保持稳定。我预期，中日韩与东南亚的经济将在劫后最先复苏，并且会拉动下一轮全球化的增长。我们对外援助的重点也要考虑如何在此方向上推进，中国对世界的门越打开，相互挂钩越密切，彼此的了解和帮助就会越多，中国自身的成长也会越健康。 如何使效能与支出平衡？

顾问：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从边缘角色接近中心角色，在国际组织中的财政贡献也数一数二，但尴尬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我们的参与度却总是很低，很多时候发不出声音。这些情况不禁让人思索，中国对外援助的效能去了哪里？有没有考察衡量的标准？而在抗疫外交的当下，对外援助尽管体现了国际责任，但如何把好事做好？ 王逸舟：的确如此，北大校长郝平先生曾经是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也深感我国在该组织中实力与话语权的不对称。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同样如此，中国将军没有相应的指挥权。今后，在向国际组织缴纳会费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寻求影响力的提升，比如要求国际组织在决议过程中加大多边主义的承诺，加强对孤立主义、排他主义、长臂管辖或打压他国等行为的批评与遏制，诚如王毅外长在不久前的上合组织讲话中提出的三点呼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总量、承担国际组织会费的份额，是现有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承受的，与世界主要国家对外援助占GDP之比的对照也是比较温和适度的。公众之所以存在疑惑，主要源于对外援情况的不知情，以及相关决策缺乏必要的解释与明晰度。我认为，改进的主要方向，一是有更好的宣传解释，把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向社会公众呈现；二是决策部门定期以白皮书、专题咨询、信息通报、记者会等多种方式，公示援助时间、地点、款项、项目类型、责任人等重要信息；三是在确定重大援助和会费比例之前，有更严谨的科学论证程序和问责手段，有专家学者更多参与探讨与不同看法争鸣。国际政治风云复杂多变，只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路上继续前行，中国的对外援助一定会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