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疫情加重对全球化的质疑。本周，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抗击疫情需要公共产品，需要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更需要开放，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也说，拒绝全球化、重拾保护主义，注定没有前途。全球化能否从暂停到重启？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剩下的“半瓶水”

顾问：关于全球化的前景，有乐观和悲观的预期，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势不可挡，悲观者认为全球化难以为继，后疫情时代世界将走向全球区域化。 王逸舟：大家都听说过半瓶水哲学，两个人在沙漠里艰难跋涉，各自手里剩下半瓶水，悲观的人只看到空的半瓶，感到走出沙漠希望渺茫，乐观的人看到剩下的半瓶，决定把这半瓶水分配好。在全球化前景的问题上，我持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对剩下的半瓶水保存希望。从历史的航程来看，自500多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生产要素就已开始在全球流动，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这就是全球化的初始版。全球化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波浪形或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早期的全球化是船坚炮利的西欧国家对弱小亚非民族的征服，后来的全球化越来越普惠，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大家去过故宫，见过古代帝王的起居设施虽高贵，却单调笨重，而在全球化时代，普通人都能享有全球资源配置、生产要素流动带来的舒适和便利，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就解释了这种现象，全球化让每个方面发挥所长，形成互动效应。

器物制度 观念 顾问：二战结束以来是全球化的黄金期和加速期，而今则是徘徊期和相对停滞期，陷入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王逸舟：从器物的层面来看，此前的全球化未能实现财富的均等分配，有的国家立于潮头，不仅获得领导力，而且还开创新的行业、技术和产品，有的国家则远远不如，各国获取财富的通道、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也不同，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由此出现反全球化运动。但反全球化运动并非新事物，早期全球化带来的工业革命尽管使英国和西欧国家率先发达，也曾出现抵制纺织机的珍妮运动。全球化无疑是把双刃剑，一面披荆斩棘，一面伤及自身，尤其是对那些缺少资金、优势、资源的国家、群体、阶层，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而疫情又大大加剧了这种风险。很多原本就收入微薄的劳工失去就业机会，更觉生活没了希望。因此，疫情并不是反全球化的根源，但是疫情加剧了全球化内部原有的矛盾，二者的叠加构成当下全球化陷入低迷的首因。 其次是制度层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带头退群和脱钩。美国本来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者，也是国际制度最主要的缔造者，现在却是主要的脱钩者，成为打击多边主义的最大黑手。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种流动需要国际制度的保障，密密麻麻的全球制度就像一张大网，推动自由贸易和国际协议的达成，也推动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交往，但在美国带头退群的示范效应下，很多地方也开始威胁退群，造成这张大网支离破碎。

伴随制度破碎出现的是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美国优先、反全球化的口号，以及情绪化的指责和无端的谩骂，这是全球化陷入低迷的第三重原因，即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把一切负面的结果都归因于全球化。这种质疑全球化、仇恨多边主义的声音不仅流行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民粹主义也甚嚣尘上。这些观念上的阴影加剧了各国决策者做出合作决策时的犹豫，使得原本有可能推进的措施被按下暂停键。 大浪淘沙 劣汰优胜

顾问：以上是空的半瓶，再来看实的半瓶。在百年未遇的大疫情过后，全球化如何走出低谷？ 王逸舟：全球化的低迷期终究是要走出来的。从器物层面来看，只有加快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和配置，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使新兴国家获得成长，使发达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全球化的每一次低迷就像大浪淘沙，在周期性的震荡中，拥有前瞻性和生命力的小萌芽开始壮大，而没有新技术或新业态的老成员就被淘汰。以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例，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经互会国家采取自我隔断的政策，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去东欧考察，看见到处都在冒着黑烟，日本和西欧各国转而运用新兴材料，研发低能耗的产品。面临战后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全球化同样也孕育了新的业态、技术、产品，以及新的生活、办公和授课方式。这是一个洗牌的过程，掌握新技术才能占据资源、渠道、平台。

从制度层面，全球有四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国际机制、组织，这些机构大部分保存完好，少数破损，再过一段时间，我预计两三年后，当人们再度谈起世贸组织某次谈判、G20组织某项倡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某个愿景，这些国际组织就会重现生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最近就在琢磨与民间共建基金，为将来再有个别国家断供未雨绸缪，欧盟这两天出台决议，准备注资几千亿欧元启动欧洲公共卫生基础和疫苗研发机制。这些都是对剩下那“半瓶水”的合理运用。 万马奔腾 积极创新

顾问：观念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波及世界，当时我国领导人曾说，信心比黄金更重。面对当前的冲击，中国如何趋利避害？ 王逸舟：改革开放之初，万物萧条，货架上空无一物，就业机会也很少，人们整天无精打采，但是，很快中国经济就开始提速，我们迅速摆脱粮荒，消除了大面积的饥饿，城市、乡村、沿海，一派生机勃勃。我认为，最大的要点就是邓小平说的充分发挥积极性，充分释放社会的活力。

全球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最合理配置，这种配置需要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需要企业家冒险创新的意识，需要地方政府和草根阶层各具特色、各施所长的发挥。很多事可以由下而上，下面出智慧，出方案，上面给予补贴，再将其提升和归入全局性的政策方针。作为全球经济加速器，我们应当首先将自身经济从暂停键转为快进键。这个快进键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干快上，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对不同情况不同施策，尤其要将中小微企业的作用发挥出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普通人、基层，如果能把他们的活力和创造性释放出来，使得亿万中国人民都成为创造者、发明者，新业态的追求者，中国必将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