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

“2000年，70岁的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傅高义，决定写一本能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书，他把目标锁定在了邓小平，‘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小平’。2010年，这部倾10年之力完成的邓小平传记英文版出版。10年里，他去过太行山区、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及江西瑞金；访问了很多与邓小平接触过的政要，受访者达300多人，单单是注释，就有100多页。”

7年前，《三联生活周刊》在刊载对傅高义的专访稿件时，在开头这样写道。稿件的作者曾感叹，“在哈佛大学剑桥小镇傅高义的家里，我们畅谈了4个多小时。面对有一口流利汉语的傅高义，我有一种对面坐的是一位地道的中国学者的错觉。”

傅高义的去世，对于今天这个世界，对于今天这个美国，最大的损失，可能是又少了一位，能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学者。

2010初，《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出版，受到西方媒体的热捧。《纽约时报》的评价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这个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从没有一本书，能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面貌，如此完整地呈现在美国人的面前，而且还能做到如此畅销。

即使是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里，仍不能消除不同文明之间巨大的隔阂。前两年，我有一个同事去美国出差，还被当地人反复问及类似“在中国是不是半夜经常会有警察来敲门”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的差异加上政府有意为之的引导，至今仍令大洋彼岸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存在巨大的信息差。改革开放是什么？不知道的。消除贫困是什么？不存在的。在很多美国人眼里，那就是一个生活在重重重压下喘不过气的国度。

近年来，在美国某些政客群体的诱导下，美国的民粹主义抬头，甚至有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的味道。这当中很大一部分成因，就是来自美国官方所构建的信息茧房，一叶障目之下，极易进行敌视与偏见的煽动。

因此，像傅高义这样的学者，才难能可贵。一方面，他是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业界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权威性和可以被信服。另一方面，他是民间的代表，可以不带有任何政治利益的考量来阐述中国。还有一方面，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他可以将一个最客观的中国样貌，呈现在美国人的面前。

我们需要像傅高义这样来自民间的窗户，可以让美国的普通人，通过这扇窗户，去了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有理解，才不会产生偏见，没有偏见，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基于理解，摒除偏见，才有中美之间，最需要的合作与交流。

当然，我们也同样希望，从中国的民间也能走出，拥有如傅高义这样影响力的学者，能用一种在西方的语境中，容易被接受和信服的声音，去主动传播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被了解，这不光光是外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责任。

傅高义说过，中美从建交到现在四十多年的经历，其实就好像两个人从互不相识再到成为朋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流和了解。如今整个世界协同发展的潮流下，这种交流和了解，更不应该倒退，更不应该人为地设置障碍，不应放大来自民间的误解和偏见。美国方面应该停止这种障碍的设置，而中国，则要想办法讲好我们的故事，讲好我们真实的、友好的、更可信服的故事。

对交流和互相理解的重视，贯穿于傅高义治学生涯的始终。恢复交流，加深理解，我想，这也是傅高义先生留下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