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鼓手》是一出上演于巴以冲突背景下的《色戒》：以色列间谍头目马丁·库兹为了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利勒——一名长期在欧洲以犹太人为目标、实施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头目——招募了一位激进的左翼英国女演员查莉。在一系列准备之后，查莉终于融入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面对虚构的情人和经历，查莉的良心和道德在两个民族之间摇摆不停，根深蒂固的道德观也已被撕扯成碎片。究竟哪一方才是正义的？作为一个脆弱不堪而渴望爱情的双重女间谍，又该如何抉择？ [作者简介]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1931-2020）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约翰·摩尔·康纳尔，英国间谍小说家。早年曾供职于英国情报部门，后开始以笔名创作小说。勒卡雷凭借小说《柏林谍影》一举成名，当时著名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如此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从此奠定了文坛大师的地位。

勒卡雷一生得奖无数，1964年获得英国毛姆奖，1965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爱伦坡大奖，1988年更获颁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终身成就奖（另外分别在1963年与1977年获颁金匕首奖）等。2008年，在《时代》杂志评选的“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名单上，勒卡雷名列第22位。2011年，勒卡雷获歌德学院颁发的歌德奖。 勒卡雷的作品不仅受到全球各大媒体的瞩目与读者的欢迎，更因充满戏剧元素与张力，被多次翻拍成了影视剧。2018年11月，《女鼓手》由韩国著名导演朴赞郁执导，翻拍为6集迷你剧，在BBC火热播出。

《女鼓手》 冷战结束的时候，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个个心怀窃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断言，认为从此以后，我将不再有任何写作素材了。他们说：勒卡雷的饭碗彻底砸了。

事实是，迄今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与冷战无关。作为一个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觉更加幸福，因为，柏林墙终于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将目光聚焦到我们时代其他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苏联政体的学者，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还有那些防务记者，此刻，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寻找新的疆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划定了我的地盘。创作于1981年到1982年间的《女鼓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冷战还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乔治·史迈利，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战，充其量说，也就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真实的舞台上。借用我书中的主角约瑟夫的话，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的战争。停!停!抱歉，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偏见。在那些年月里，在以色列，不断有人向我灌输以下的观点：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两千年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犹太人的家园，直到真正的主人归来!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十分艰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贯的风格——也预测不出究竟哪一方会赢，唯一确定的是，作为一个战后活动在奥地利的年轻情报官来说，我曾经审问过无数犹太难民，他们的苦难境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英国，中产阶层中的反犹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证，相比较我在欧洲大陆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所经历到的，那可就大为逊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罢，可以说，我一无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过几年，那个时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们，在我看来，总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气。哪怕他们研究的是其他领域的问题，他们依旧自成一体，拒他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在他们眼里，那些亲以色列分子，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举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许，虚拟的外交舞台和约瑟夫真实的戏院一样，孰是孰非，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不管怎样，有一天早上，我开始行动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伦敦西区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办公室。那个时候，毗邻的屋顶上架着摄像头，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在街上溜达。我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再也没有去过中东，也没有去过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是拉姆拉维先生，我约好中午跟他见面。在这之前，我给他送了一本《时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头像。电话里，我提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人。“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褐色皮肤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们谈得来，我就邀请他共进午餐。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他能够提供给我的一切：引荐他人、建议、提醒、鼓动，甚至谎言。无论什么内容，我都不介意。两边的故事，我都想听。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决定把优先权给他们。乔治·史迈利，情报官员，供职于英国秘密情报局MI6，是勒卡雷多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 邂逅迪娜

结果，最具意义的是我邂逅了约旦王妃迪娜，侯赛因国王的第一任妻子。此时，她已经嫁给了萨拉·塔马利，亚西尔·阿拉法特驻扎在南黎巴嫩的青年近卫军首领。在伦敦，迪娜来无声，去无影。萨拉则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何种活动，向来不守时，应该说，这是刻意而为之。尽管如此，最终，我们三人聚到了一起，在西区的一家豪华餐厅。在这顿延时开始的午餐上，我首次领略到萨拉对太平洋油鲽和巴黎矿泉水所发表的激烈演说。他满怀激情，口音纯正，措辞高雅，表达生动，旁边桌上的客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午餐非常成功。迪娜和萨拉邀请我去他们西顿的家里小住。萨拉还答应介绍贝鲁特的朋友给我认识。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情，我尽可能地做到透明、坦白，我打的是明牌：我也会去以色列——虽然我很快就学会了称呼它为巴勒斯坦——我的目的不是刺探任何秘密，我只希望能够旁听他们的辩论，亲眼见一见双方的辩手。然而，人们还是会把我当作英国外交部的喉舌。没错，我的确在那儿工作过几年，所以，这种善意的猜测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甩都甩不掉。也许，这对我有利，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些最终答应见我的人，如果他们相信了事实——我只是一个寻找素材的小说家——他们还会那么慷慨大方吗?还有外交部，如果它还记得我，肯定恨死我了。 从那以后，像查莉那样，我骑在情感的钟摆上，这一刻，摇向这边，下一刻，摆向那边。我一般都取道塞浦路斯，在犹太人和散居在四处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奔波。这个星期，我去黎巴嫩，或者约旦，或者突尼斯，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下一个星期，我则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或者内格夫，或者，（一次不幸的遭遇，染上了痢疾）从约旦这边，跨越亚伦比桥。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大卫·格林威，当时正供职于《华盛顿邮报》。我永远记得，我痛苦地躺在后排座位上，看着大卫信心满满地大踏步走过一排等候检查的卡车，径直来到检查站，随口报出他认识的每一个东方显贵的名号，说服警卫让我们率先通过。还有一次，格林威和我包车来到黎巴嫩南部边境上的一座古老的十字军城堡。那时，巴勒斯坦人仍旧在占领区——恰恰在那个时候。我永远也说不清楚，更让我害怕的是什么：山谷里狙击手的子弹?还是我们德鲁士司机的驾驶技术?每逢急转弯，我们免不了被折腾得在车上东倒西歪，那家伙则会哼哼两声，祷告一下。在那些时候，格林威刚好外派在耶路撒冷。他和我一样，双方的动向都是他感兴趣的内容。早些时候，我在创作《荣誉学生》时，他刚好在东南亚，先后受聘于《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越南和柬埔寨的战事。

见到阿拉法特 在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之前，我度过了漫长的等待时光。在贝鲁特，在那间通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公室的该死的小接待室里，让我愤怒的是，我浪费了无数个小时，但没有办法，必须等。在当天的发言人——一个名叫拉帕蒂的先生——出来见我之前，我仔细观看陈列在室内的以色列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全都布满了灰尘。我差一点儿窒息，因为，阿拉法特手下众多的英雄们，全都坐在办公桌前，呛人的烟雾充斥着各个办公室。

终于，那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服务员给我送来了通知。我感觉，他大概大半条腿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他年轻，精力充沛，因此，外人很难看出他的腿究竟伤成啥样。我刚准备把硬邦邦的春卷塞进嘴里，他一摇一晃地走过一张张空桌子，朝我这边过来，眼睛闪烁出激动的神情。 “我们主席现在就要见你，”他压低嗓门，严肃认真地对我说，那模样，仿佛我们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就现在，快!”

我跟着那个男服务生穿过酒店的大堂，来到前门。我看见一小队军人，身穿斗篷似的外套，双手藏在衣服的皱褶里，门外还有两辆土黄色的沃尔沃轿车，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要带我去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 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栋经历过炮火和修缮的高层建筑，大概有十一二层高。终于，士兵们走过来，对我进行了搜身。此种待遇，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了。我失去了耐心，态度蛮横地说，我已经受够了。他们微笑着，向我致歉，然后，退向一边，恭送我走向阿拉法特的身边。他身上佩带着一把银色的手枪，穿着一套熨烫得十分平整的军装，身上散发出一种婴儿爽身粉的味道。我们礼节性地拥抱了一下，我发现，他脸上的胡茬是银白色的，不算太扎人。

“大卫先生，你为何来这里?”他问道。没想到，他用我的名字称呼我，并且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一个神情忧虑的医生，仔细打量着我的眼睛。 “主席先生，我来这儿是想把我的手放在巴勒斯坦人的心脏上。”

他抓住我的手，将它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他的手很柔软，像女孩子的手。 “大卫先生，在这儿，就在这儿!”

以色列人 说说以色列吧!为什么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经历呢?嗯，因为，从某种角度说，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组织结构的，而且，以色列人易于接近，他们有门铃，有正常的工作电话，还有漂亮的房屋、学校和护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谈，无须犹豫，十有八九，你的心愿可以达成。官方的说辞，听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没有人故意刁难我。将军们通常只穿着衬衣，看见我来了，他们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膀，并给我足够的时间提问。政治家、情报官，以及报社编辑，他们在一起交谈、辩论，气氛和谐，而这一切，从哲学的角度说，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见不到的。

胜利并没有让以色列名声大振，但这不是以色列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从本能讲，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众，众所周知，他们自发地四处移居，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世界大游戏中的一个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着美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并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公共关系的较量中，巴勒斯坦人变成了大卫，而以色列人则成为了哥利亚。不难理解，为何欧洲的恐怖组织把巴勒斯坦大旗钉在他们的桅杆上。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两边摇摆。 三年后，这本书被采用了。以色列人比较随和，给与了好评。我的书，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卑劣地指责我，说，批评以色列，理论上说，就是反犹太人。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耐心地看完了我的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认为这本书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写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体对此书反应平淡，褒贬不一。一位重磅级的阿拉伯批评家认为此书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说和现实一样，巴勒斯坦都是输家。

至于我本人，十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时，我发现，我主要的遗憾在于，开始部分，对德国人的描述有些过长了；我最大的难过在于，无须做任何改动，这个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这个故事，还会继续造就——就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战争撕成了碎片，而交战的两个民族，却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约翰·勒卡雷 1993年4月作家感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