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孙立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就足够跌宕起伏、精彩纷呈。这么生动鲜活的党史，如果不能用同样生动鲜活的方式写出来、讲出来，那对普通读者来说，就还是八股。 毫无疑问，对于建党精神的传承和赓续，党史是最好的承载。

党的历史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精神财富，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党史是每位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作为共产党人，不仅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去。述往事，知来者，正是我们学习党史的初衷。 建党100周年前夕，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就足够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了，但是这么生动鲜活的党史，如果不能用同样生动鲜活的方式写出来、讲出来，那对普通读者来说，就还是八股。” 刘统所著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下简称《火种》），正是一个诠释“生动鲜活党史”的样本。这本书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在20世纪初处于沉沉暗夜中的中国，革命的“火种”如何从无到有，从暗到明，历经风雨飘摇，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划破夜空，形成燎原之势。

“我是学古代史出身，最崇拜《史记》，《史记》的好处就是会讲故事，这是我们写史的传统。我把我所有的考证都融化在故事里面，这并不是什么创新，就是一个返璞归真。”刘统说。 真实、鲜活，这是著述党史的应有之义。

用古代史的方法 研究著述现代史

“传统的党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立场，语言方面往往是‘以论代史’。而我们应当推崇的，是‘论从史出’的态度和方法。”刘统说。 因为学古代史出身，刘统擅长用古代史的方法来研究现代史，注重细节和考证。在《火种》一书中，就动用了大量一手甚至是首度公开的历史档案和当事人记录。

比如，读者都从历史书上读过这样的讲述：中共一大因为遭到租界搜查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举行。那搜查人员到底从何而来？刘统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租界档案中发现了线索：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租界警方监控，日本情报机关预先得到了一大即将开会的消息。 再比如，1929年6月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为了真实还原会议的前因后果，刘统使用了三份独家资料。

其一，是1929年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写的包括《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份报告。这5份报告后来被收入《陈毅军事文选》第一篇，合称为《朱毛红军的历史》，但是《陈毅军事文选》中是删节版，而刘统查阅和引用的都是全本。 其二，是1958年7月14日，陈毅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是讲红四军七大到九大这段历史。

其三，是陈毅去世之前所做长篇陈述《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这份记录稿长达150多页，现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通过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火种》得以最大限度地以客观视角展开陈述。

实地考察历史现场 体验“创业艰难百战多”

除此之外，著述党史，还应该走出书斋，走到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去，用心感受历史的波澜壮阔。 就像自己所崇拜的司马迁曾有过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一样，刘统曾多次到访重大事件的发生现场。他在作者手记中写到，他曾到湖南浏阳，从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才能感受什么叫创业艰难；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才能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在赖坊村协成店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想他在这么偏僻的小山村里却在考虑中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道路，由衷佩服伟人的胸怀。“许多事情不到现场，就没有真实深刻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

1929年2月10日的瑞金大柏地之战，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大柏地参观时，刘统看到村里只有一间小小土坯屋，上面的牌子是“大柏地战斗遗址”。当地老乡告诉他，这里只保留了这一间，旁边都是后来才盖起来的房子。这间房子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墙上有当年战斗留下来的枪眼。村子原名杏坑，后改名前村。刘统这才恍然大悟：1933年毛泽东再次途经大柏地时写下《菩萨蛮·大柏地》，其中一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原来是这个意思。 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暂时离开红军，前往闽西革命根据地指导工作。其后不久，毛泽东患上严重虐疾，转往蛟洋下面的小村庄苏家坡休养。那时的毛泽东没有枪，没有警卫，白天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偷袭，就藏身在后山的一个山洞里，直到黄昏时确认村里没事再摸回去睡觉。刘统曾请龙岩党史办的工作人员带路，驱车50多里来到苏家坡，在毛泽东藏身的山洞里待了5分钟。

那个低矮阴森的山洞，给刘统留下深刻印象。“我只待了5分钟，就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孤独。对毛泽东来说，他自己创建的红军，结果自己被夺权了，被部下赶出来了，这得是多大的委屈。这种痛苦的经历对毛泽东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但就在这里，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你那么高明，怎么还下台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再有真理，你也得有群众，你必须把你的道理让群众理解了、拥护了，你才能发挥作用。” 用讲故事的方式

写真实而鲜活的党史 “我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修史。而历史首先是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创建了典范。他写的故事和人物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平凡中给人震撼。我们的前辈也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不能展现得更好呢？”

在2016年《北上》的再版后记中，刘统曾提到“会讲故事”对于党史、军史写作来说是多么重要。 在《火种》一书中，刘统便是如此身体力行。他将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料信息信手拈来，各类知识点灵活穿插，行文干净利落，既有故事性，也不乏戏剧性。

比如《火种》中，刘统“引子”的第一句就直接点题：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地点写在最开头？因为中共一大之后，当事人都不记得开会的日期和细节了，“当年开会的人可能没想到，他们做了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直到1980年，解放军后勤学院党史教员邵维正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1921年7月23日”这个日期才得以确认。 再比如，当年最具威望的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当时在筹备广州大学预科，派了陈公博、包惠僧两个代表；而北京方面的做法则近乎儿戏，刘仁静回忆称几个学生自己就决定了派谁去，居然没想到要去跟李大钊商量。这样的原因，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都出人意料的牵强，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

因热播剧《觉醒年代》引起热议的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火种》中都有生动的讲述。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因制作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钊等各路进步人士设法营救。3个多月后陈独秀获得释放，李大钊高兴地写了一首诗鼓励他：“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两位革命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跃然纸上。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党的历史是党的生命，党的历史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希望优秀鲜活的党史，能指引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