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演讲名篇。一战后，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迷惘。应其之邀，韦伯做了这两次演讲，旨在为大学生解答学术与人生道路上的核心问题。

在一个祛魅的时代，以学术或政治为天职，这意味着什么？学术生活就如一场“疯狂的赌博”，而政治则被韦伯喻为“坚定而从容地钻透硬木板”。他以冷峻、清醒与独有的内心深处的激情，直面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命运，为我们描绘出学术与政治的职业状况，阐明从事这两种职业所需的素质与条件，揭示学者与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与内在使命。 《学术与政治》可看作韦伯晚年对毕生致力的两大领域的反思，这两篇演讲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韦伯最重要的两篇演讲。本书同时收录韦伯的方法论名篇“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此篇贯通学术与政治这两大领域，阐释了两个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的起草设计。主要著作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以及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等。 遵照诸位的希望，应当由我来谈谈“以学术为天职”了。如今，我们国民经济学家都有些学究气，总是从外部状况入手，既然如此，我也准备照此办理，所以就有了这样的问题：物质意义上所说的以学术为天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今天的现实中基本上就是提问：一个决定要在学院生涯中做学问的大学毕业生，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为了理解我们德国的特殊状况，我们不妨先看看国外的做法并对此想象一下，这样做比较实用，而在这方面，与德国形成最鲜明对照的就是：美国。

众所周知，在德国，一个有志于以学术为天职的年轻人，通常要从“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为此，他要咨询一个大学的相关学科专家的意见，征得同意后，要提交一部著作，然后再经过大都是走走形式的院系考试，以此为基础获得大学任教资格。之后，他会获准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开一门课，但是他没有薪金，报酬仅仅来源于学生的听课费。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要先当“助教”。这大约类似于我们这里大型自然科学院所和医学院系里的助理，其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资格，而且还经常姗姗来迟。这种反差实际上就意味着，德国人的学术生涯完全是以有钱有势（Plu tok ratie）为基础的，因为，对于一个根本谈不上是有钱的年轻学者来说，他需要具备非同寻常的勇气，才能大体上承受得起这样的学术生涯。他还必须耐心坚持至少若干年，而将来能否有机会谋得一个位置以维持生计也不得而知。相反，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制度，它可以保障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酬。当然，薪酬很微薄。这份工资大概和一名并非完全未经培训的工人的报酬差不多。但即便如此，他毕竟也拥有了一个看上去有保障的位置，因为他有了固定收入。只不过按照惯例，他也可以像我们的助理那样被解聘，假如他的工作并不符合对他的预期，往往就要准备好接受这种冷酷无情的结果，而这些预期就包括让教室里“座无虚席”。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有这种遭遇，一旦他得到了这个职位，那就谁都赶不走他了。尽管他不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但他还是会抱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即只要工作多年之后，他就应该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人们应该对他高看一眼，甚至在是否授予其他编外讲师授课资格这个问题上，也应该尊重他的意见——这对他来说往往非常重要。但问题来了：原则上说，大学应当授予所有那些已经证明能干的博学人士执教资格，还是应当更多顾及“教学需要”，从而赋予现有的讲师以教学垄断权，这是个让人头痛的两难问题。这与学术生涯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喜欢做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即无论教席教授们主观上多么严谨认真，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就我个人而言，我遵循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必须要像我一样在别的大学证明自己并取得授课资格。但结果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却在别处被拒之门外了，因为没有人相信这是出于刚刚提到的原因。 与美国更进一步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我们这里，编外讲师所开的课，通常要少于他的期望。虽然他有权开设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但这样做就等于无礼漠视资深讲师的利益。因此，一般的做法是，“重要的”大课由专业代表人物（Fachvertreter）来上，讲师只上上次要课程就可以了。好处在于，讲师年轻的时候能够拥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做学术研究，尽管这并非出于自愿。

美国的安排却有原则性区别。讲师年轻的时候绝对是超负荷工作的，因为他有报酬。例如日耳曼文学专业，一个正式教授只要一周上3 课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够了，可是年轻助教一周要上12 个课时，如果除了训练德语能力，还能获准再讲讲例如乌兰德这样的诗人，他就很高兴了。由于教学计划是官方的专业主管部门制定的，因此，美国的助教和我们的学院助理一样，也要受制于此。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大学系统的许多学术领域，已经沿着美国的方向出现了最新的发展。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如果没有大规模经营手段（Betriebsmittel）的支持，这些机构就难以运转。和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地方一样，这里的情况也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Trennung des A rbeiters von den Produktiousm ittel）。工人，也就是助教，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的劳动工具，因此，与工厂雇员要依赖工厂主一样，助教也不得不依赖他那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由于机构负责人会完全想当然地以为那个机构就是他“自己的”，他可以自己说了算，所以，就像每个“混血无产者”的生存以及美国大学里的助教一样，我们这里的助理通常也都处境艰难。

总的来说，在一些重要方面，德国大学的生活也像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深信，这一发展终将波及个人仍然拥有劳动工具（主要指藏书）的学科，就像过去行会里的手工业者碰到的情况；在我本人的学科领域，如今已是多半如此。这一发展正在全速进行中。 就像所有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是官僚制的经营一样，这一发展毫无疑问有它的技术优势。但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不同于德国大学悠久的历史氛围。在这种大型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首脑与旧式大学的普通教授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另外还包括心态上的，对于后者我不想在这里详加讨论。无论从外在还是内在的角度说，旧式大学的章程已是徒有其表。但是，大学职业生涯中一个独有的特征却保留了下来，而且变本加厉：一个编外讲师，更不用说助理了，他能否有朝一日成功升任教席教授甚或一个研究机构的首脑，纯粹就是一场赌博（Hazard）。当然，起支配作用的也不仅仅是偶然事件，但它的支配作用确实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我几乎无法想象它在世界上的哪种职业生涯中还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拜这种绝对的偶然性所赐，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学科的正式教授，而我的一些同龄人取得的成就无疑比我大得多。基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之所以碰上了那样毫无道理的命运，恰恰是偶然事件在发挥作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而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机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

是赌博，而不是才干，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并非仅仅与人性因素有关，它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当然，这种遴选方式和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情况都如出一辙。但是，如果将大学里有如此之多的平庸之辈占据要津这一事实，完全归咎于大学院系或教育主管部门的人员低能，这也不是公允之论。毋宁说，原因在于人类协作，尤其是多个组织之间协作的定律，在这里，也就是推荐人选的院系与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许多世纪以来教皇选举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同类人事遴选中最重要的可考察范例了。一个最被人“看好”的枢机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也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提名并进入大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技术性的社会学术语，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选错了人的情况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选择却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肯定，只有像某些国家的议会，或者像迄今为止德国的君主（两者都会以完全同样方式）以及现在德国的革命统治者出于政治原因插手干预时，那些庸庸碌碌之辈或者投机钻营之徒才会占尽先机。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