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约翰·伯格生平与著述的首部传记。约翰·伯格是战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之一。作为小说家，他在1972年获得布克奖，并将一半奖金捐给黑豹组织。作为电视主持人，他以《观看之道》改变了我们看艺术的方式。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捍卫了全世界工人、移民和被压迫者的权利和尊严。他在1953年写道：“我远没有把政治拖进艺术，而艺术把我拖进了政治”。直到2017年1月去世，他仍然是一位革命家。

围绕着一系列个人和历史的分水岭，《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追溯了伯格的个人发展历程，从1950年代伦敦冷战时期的艺术学生和论战者，到1960年代的狂热——当时革命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性的和艺术的，再到他重塑为田园作家，以及之后经历的新左派的兴起和衰落。通过第一手的、未发表的访谈和最近公开的档案资料，本书作者在诸多争议性的时刻之下挖掘出一个具有非凡复杂性和韧性的人物。他的形象是一位文化创新者，既被人称颂，又经常被误解，他是一位越来越被他所热爱的事物和他所反对的事物所驱动的作家。《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将他的众多面孔汇聚在一起，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重新带回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图景中。 [作者简介]

乔舒亚·斯珀林（Joshua Sperling） 生于纽约，成长于加利福尼亚，于耶鲁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电影与媒体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欧伯林大学，文章见于Brook lyn Rail,Guernica,Film Quarterly,Jump Cut,Bullett M agazine及众多出版物。

伯格度的最后四十年 前往昆西村，通常需要从日内瓦或者霞慕尼出发。泥沙淤积的阿尔沃河自西边的勃朗峰奔流涌入莱芒湖，在最后一次的冰河期，这里逐渐形成了宽阔的山谷地貌。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冲积峡谷是欧洲旅行者壮游的一个惯例停靠点。比如，当华兹华斯结束他在剑桥的第二年学业，他旅行到达的正是这个地方，当时刚刚发生了詹姆斯党叛乱，他在一间山顶的修道院找到了“沉默的可见物和永恒的平静”。又或者，二十五年之后，雪莱在这里也曾短暂驻留，凝视着“永无穷尽的万物的宇宙”。如今的霞慕尼是个度假景点。它是让登山者和极限滑雪者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旺季，数百辆贴着黑色隔热膜的大巴载着游客进进出出。大多数人是来观光的。如果乘坐缆车到达山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冰川如今已经大大消融——便可以看到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峰顶。在能见度更清晰的日子里，朝向西边更远处望去，甚至可以分辨出日内瓦城里的建筑物，那些紧挨湖边的投资银行和高级酒店。

沿着阿尔沃河建有一条铁路，1890年通车，但是如果想去昆西村，还是得要乘坐汽车或者骑摩托车。最近的车站位于克吕斯镇上，这个镇子现在是当地的一个枢纽站，有公寓街区、工厂和麦当劳。从这里沿着山谷向北，迂回地往上攀行。几公里后，交通量显著减少。烟雾消散，空气变得凉爽。在冬季，你可能会经过一些挂着滑雪架子的车队。夏季时则更安静一些。 当你攀上山脊，眼前出现的是一个松散的更高的山谷群落，它们更加稀疏地自吉夫河往外散开。这里有古老的村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教堂、小广场、邮局、纪念品商店，通常还有座石桥。在其中一个村庄以北一公里处的米厄西市镇，一条地方公路穿过两个岩面之间的缝隙。沿着这条公路，有一个朝向草甸的池塘。这里就是昆西了。它是个不起眼的小镇，大约有四五十座小木屋散布在这条公路旁的一个河湾边上。这地方再小不过，甚至不会出现在地图上。没有商店，没有餐馆，甚至没有十字路口。通常情况下，只有一辆孤零零的拖拉机在柏油路上开来开去。

昆西紧邻的地形并不陡峭，而是绵延起伏的。夏天，这儿总是郁郁葱葱。即便是今天，这儿也没有围栏，只有石头墙面、野草、牧场、蔬菜大棚、果林、花园。再远一点，则是更陡峭一些的斜坡，但是山势大都太过嶙峋，并不适合安置滑雪缆车，于是它们形成了一个露天开阔的盆地。在这样的环境里，存在一种平衡。每一个朝向昆西的弯道，都拐向了更窄小的路。村庄极其安静，但不会感到与世隔绝。这个景观之中，蕴含着一股强烈的感觉，人们既被固定在一小块土地之上，又从未被限制住：这些场所既封闭又开放。 正是在这里，伯格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年。

寻求一个新的开始 西蒙娜·薇依曾写过：“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被忽视的一项需求。”她写下这句话，是在1943年的伦敦。她当然知道民族主义的危害：当时她正为“自由法国”政府写作，德国向她居住的这座城市投下了炸弹。但她也知道，如果缺乏对一个地区源源不断的滋养的联结，那么生命的精神内核将面临崩溃的风险。贯通着一年又一年、身体与土地的那些脉络，将开始产生磨损。

伯格搬到昆西时，他寻求一个新的开始。他想要提高自己，也可能想要变得简单，还想要学习。他是一名背井离乡者。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待多久，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会被埋葬在这个村庄的墓地里，也不知道他的葬礼将在村庄附近的圣杰维圣波蝶教堂举行。但我想，无论他是否凭借直觉，他确实知道全球历史正在转向何方，他也知道他所追求的是坚定长久的事物。到了1970年代中期，全球的左翼浪潮都在退去。冷战胶着；金融资本的长征才刚刚开始。在这样的气氛中——他后来把它比作一个新的黑暗时代——伯格对于很快就有转变的想法感到不耐烦。他为持久战做好了准备，他寻找生存和抵抗的鲜活例子，他寻找孤立的群体，在那里，人们锲而不舍地坚持着集体公社式的生活方式。 我们从他在1970和1980年代所写的农民故事中看到的景象是，一个族群无论是否受到威胁或者退化到社会边缘，其顽固的生活习惯所形成的，都不仅只是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它们实际上可能都是黑暗中的灯塔。在其中的一个故事里，一位农民说：“我的儿子正在忘记一些知识，劳作是保全它们的方式”。——这种说法有点像华兹华斯的“迈克尔”。伯格自己的工作方式与此类似。土地就像身体或书页一样，是一个承载记忆的场所。他的小说里面那些正在老去的农民——采食者、牧羊人、樵夫、寡妇和祖父们——都固执地留在了当地。他们的生命各自记录了一段历史，就像格拉斯米尔湖上方的那些山峰一样——顺带勾勒出密密麻麻分布的山谷群落。

至少在一开始，劳作是事实上的核心主题。伯格所描述的农民的生活，是被辛勤劳作所定义的。农民们会长时间待在田地里，待在羊圈里，或者跟他们的牲口在一起。但是，他们既非英雄，也非牺牲者。他们是淘气的，而非勇敢的；他们是喜爱音乐的，而非阴郁的；他们过日子的方式，就像在呼应库斯图里察电影里铜管乐队的节奏。这里存在一些典型形象：强势的有心机的老头、顽固的老处女、慷慨激昂的疯女人。他描写了手风琴手、干酪加工者、孤儿、跛子，所有人都带着点狡猾的聪明，有时候则带有野性的粗鲁或者狂欢式的喜悦。（巴勒斯坦诗人塔哈·穆罕默德·阿里写道：“我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在我的体内／有着一位母亲的真诚／和一位鱼贩子的狡猾。”）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里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顽固地拒绝接受政府规划者所声称的对他们有利的或者无法拒绝的事情。他们对于法国人所说的“生意”也并不感兴趣。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们难以被约束管制。伯格自己的行为中，也有矛盾的抵抗，他与这些人并没有区别。在他的心里，他就是其中之一。 1976年，他告诉一位朋友：“我总是感到，我的思维处在高度活跃的状态”。这时候他在上萨瓦省已经居住两年了，在新的作品上忙忙碌碌。最初，他在散文和故事书之间难以抉择，但是最后，他说：“我想……叙事作品所能承载的要更加深远。”

后来叙事性承载了他超过二十年的作品。做任何工作，如果想要持久做下去，都需要严格的纪律。这个三部曲起笔于1974年，第一部《猪的土地》出版于1979年，第二部《欧罗巴往事》出版于1987年，第三部《丁香花与旗帜》出版于1990年。但是，《他们的劳作》三部曲远远不止需要顽强与勤奋。（虽然确实极其顽强和勤奋：伯格说他重写了其中的一些故事，手动修改它们二十多次。）对于要写的书，作者需要从头开始重塑自己的生活。它不仅需要意志，而且需要开放的主动意愿。每一首诗或每一个故事，每一段描述或每一个对话，都证明一位作家与一个他渐渐爱上的地方的长时间接触——那是完全改变了他的群体。 伯格变成一位讲故事的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名称都已不再适用于他。在首版《猪的土地》的书衣上，甚至刊了一张他戴着乡下人帽子的照片，就好像在宣告一种新面貌。但他还是有老脾气，各种论战还是会激怒他。在《新社会》的一篇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把虚构小说称作属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形式：他称之为“北约文学”。他说，虚构小说这门生意，是充满了野心的竞赛，也是畅销书的托词，它们的业务属于伦敦和纽约那类物资过剩的世界。他转而将目光投向别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民间故事集、纳吉布·马哈福兹和塔依卜·萨利赫的作品。在那些地方，生活里的艰辛依然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那里还完好无损地存在共通的整体、共同的渴望，如此一来，叙事的共谋关系就依旧是可行的。他说过：“讲故事的人的任务，是去了解这些共同的渴望，并将它们写进他的故事的步伐之中……然后在故事的沉默空间里……过去和未来都会联合起来控诉当下。”

伯格同样非常重视瓦尔特·本雅明的晚期作品，其中，散文《讲故事的人》成为伯格的信条。对于在1930年代写作的本雅明来说，民间故事是一种行将消失的艺术形式。它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方式，那时候经验还是口口相传的，叙事不仅意味着带来娱乐，也意味着传授经验。本雅明说，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核心，都暗藏着实用的知识——与其说是“某一问题的答案”，不如说是“对一个刚刚展开的故事将如何继续演绎的建议”。在伯格的晚期虚构作品中，对本雅明这个观点的演绎方式有时候出人意料地直接：故事里，一位农妇对她的女儿说，“我会告诉你哪些男人值得我们尊重。是那些投身辛勤劳作的男人……是那些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慷慨的男人。是那些一生都追寻着上帝的男人。其余的男人都是烂人。”其他时候，伯格的故事蕴含的道理则更加神秘，甚至是超自然的：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怪诞不经的事物。无论是在破晓前的屠宰场，还是在肖维洞穴中，伯格总是使自己习惯于黑暗，他曾经说过：“黑暗先于视野、地点和名字”。 ……

终其一生，伯格骨子里都是彻彻底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他心目中的许多英雄都曾是犹太难民，比如瓦尔特·本雅明、马克斯·拉斐尔和西蒙娜·薇依等，他们的人生结局都是悲惨的。安雅·博斯托克，伯格的妻子和他两个孩子的母亲，当年在听到希特勒和戈培尔对城市大众的演说之后，从维也纳逃离到伦敦。（薇依写道：“如果没有现代技术和数以百万背井离乡的人的存在，希特勒将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伯格从未亲自面对那种梦魇，但他也从未远离其间接的存在。他曾说，20世纪是一个流放的世纪。他对一个理想化的、扎根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的渴望（这也是一个他最终可以实践的渴望），总是针对一个想象中存在于国家机器（和物化）外部的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局外人的集体。这个愿景通过他的作品，像个双螺旋一样攀升。他在1970年代最先想要捍卫的是农民村落，这与他后来支持的两个社群（萨帕塔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都被视为边缘化的且被当作批评对象，也都被视作无国籍的和难以驯服的。 “你曾经问过我一次，”塔哈·穆罕默德·阿里写道，“你恨着什么，你爱着谁？”

伯格的声音 问题不在于对家园或者对人群的依恋。问题是权力的无视、政治的机会主义、贪婪的胃口。随着伯格在他后期的写作中开始拥抱一种新发现的宗教感情，他也开始谈及罪恶的存在。

伯格的声音围困在各种专业人士的嘈杂话语声中——包餐饮的会议、演讲者的报酬——于是听起来就像是在荒野中发声，无人听讲。 伯格说，现在的不公正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两者同时具备。他讨厌资本主义，因为它剥削穷人；但他恨它的原因也包括，资本主义毁了他心爱的东西。资本主义把人类的生命与土地、过往、亡者、动物、传统、记忆和道德割开。

他写道，“我们这个世纪的贫困与其他世纪的贫困不同。这不是之前的那种贫困，不是自然稀缺的结果，而是富人们压迫世界其他地方的一连串特权。因此，除了某些个体的同情，现代的贫困不会获得任何的怜悯，它只会被当作垃圾一笔勾销。20世纪的消费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乞丐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符号。” （本书第八章，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