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表演的疾病。确有一部分医生认可、但可能不存在的莫吉隆斯症。一首从毒品战争而来的拼凑诗。笔友，兼监狱里的马拉松长跑者。画家弗里达伤口上抛洒的金粉。三个无辜男孩与另外三个无辜男孩的凶杀案……

莱斯莉·贾米森写下了十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有些似曾相识，但更多的却是闻所未闻。她以时而是激越的新闻报道体、时而是犀利坦白的回忆体，抒情、有力地拉开了广袤世界里幽暗的遮羞布，让我们洞见这世上痛苦之深。她毫不避讳我们内心的脆弱，又紧紧地追随“理解”的暖光。她用一则又一则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述说——如果你想要获得同情，你要把自己的痛苦清晰地表达出来。如果你想要与内心深处的自我和解，你首先需要看见。 《十一种心碎》出版后，莱斯莉·贾米森被誉为琼·狄迪恩和苏珊·桑塔格的继承者，非虚构文学领域的下一个“大事件”。

我是一个医学“演员”，我扮演病人，按小时收钱，医学院学生需要根据我的表演判断具体的病因。我们这种人的正式称呼是“标准病人”（Standard Patient），因为我会按照“标准”表现我所患的各种“疾病”。作为一个标准病人，我可以轻易地表演出先兆子痫、哮喘和阑尾炎的症状，也可以扮演一个嘴唇发青的病婴的妈妈。 这份工作并不复杂，领一份剧本和一件纸质病袍，然后一小时赚上13美元50美分。一份剧本一般有10到12页那么长，它告诉我们该怎么表演—不只是具体的病痛，也包括怎么表现它们、表现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时候表现。这份剧本指导我们通过特定的方式表现疾病，它深入到角色的生活细节：孩子的年龄、父母的病史、老公上班的房地产或平面设计公司的名字、去年瘦了多少斤，以及每周喝了多少酒。

我有一个专属角色，史蒂芬妮·菲利普斯，23岁，她得了一种叫作转移性精神障碍的病。哥哥的死让史蒂芬妮悲痛不已，进而引发了癫痫。我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我没想到人会伤心到痉挛。她应该同样没有料到，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癫痫和丧失亲人会有什么关系。 史蒂芬妮·菲利普斯

精神病科 标准病人训练材料

病例提要：你是一名23岁的女性病人，现有无明显神经性症状的癫痫。你不记得自己有癫痫，只是被人告知曾经口吐白沫、大骂脏话，但你经常能在癫痫发作前就有所预感。两年前，你的哥哥在美式足球的车尾派对上喝醉后去游泳，结果淹死在伯明顿大桥南边的河里，不久之后你就开始出现癫痫症状。你和他在同一家迷你高尔夫球场工作，那段时间你翘掉了所有工作，而且什么都不做。你很担心在公共场合发病，没有医生帮过你。你哥哥的名字是威尔。 药物史：你没服用任何药物，从来没吃过抗抑郁药，也从没想到会需要吃这些药。

病史：你的健康从未出过问题，受过的最重的伤是胳膊骨折，而那次威尔就在你身边。是他打了急救电话，并且在救护车来之前一直陪护着你。 考场由三个专门的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配备了一个诊台和一部监控，我们就用这些进行模拟问诊考试，对象是二、三两个年级的学生，考查的知识范围包括儿科、外科和精神科。每个考试日，每个学生必须诊断三到四个演员演的各种病例的“门诊病患”—这是对这些病人的专业称呼。

一个学生需要先对一个女人的腹痛进行触诊，按照一至十级下诊断。然后坐在一个得了妄想症的年轻律师面前，告诉这个“病人”，虽然他感觉到小肠里有大量虫子在蠕动，但这种感觉也许和他的消化系统没什么关系。再然后，这个学生要到我的房间，正襟危坐地告诉我，我要早产了，然后为我接生我肚子上缠的枕头，或者当我正在担心我生病的塑料娃娃、在我说“他太安静了”时，严肃地点点头。 一旦15分钟的“门诊”结束，学生离开房间，我们就会给他/她的表现打分。首先是一张客观的核对清单：他/她得出了哪些关键信息？哪些部分他/她漏掉了？其次是主观感受。一般来说，整张表里最重要的一项是第31项：“听起来是否对我的境遇/问题怀有同理心？”“听起来”，我们被告知了这个词的重要性。有些人只是表现了礼貌上的同情或语气上的关怀，这是不够的，学生必须说对特定的用语才能拿到这部分和“同理心”相关的分数。

医学院给了我们这些标准病人一间房间，专门用于准备表演和缓解压力。考试前，我们这些人会聚在那儿：裹着蓝色皱袍子的老人、蹬着和纸病袍不搭调的炫酷靴子的艺术硕士，还有运动裤外面套着住院服的本地青少年。我们互相帮着在腰上缠枕头，像递接力棒一样把裹在廉价棉毯子中的道具娃娃从一个女孩子手上传到另一个女孩子手上。我们这些人里有社区剧场的演员、到处寻找表演机会的戏剧专业本科生、想赚点酒钱的高中生、想消磨掉点时间的退休族，以及像我这样挣扎在破产边缘的作家。 我们演出人间百态：膝盖前交叉韧带撕裂的年轻运动员；染上了可卡因瘾的业务经理；还有得了性病的老太太，她欺瞒丈夫40年了，淋病就是证据。她和这件丑事间只隔着一层薄纱，而医学生要做的就是去揭开这些遮掩。如果问诊中途学生问对了问题，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老太太号啕大哭、情绪崩溃的模拟场景。

布莱克奥特·巴蒂需要化妆：下巴上一道疵痕，一只眼睛是乌青的，从瘀青的眼部到颧骨部位全是擦伤，他遭遇了一场连他自己都记不得了的小车祸。问诊前，巴蒂还要像喷古龙水似的喷自己一身酒精，他应该在“无意”中表现出酗酒者的特征，同时也应极力保守该守住的秘密。 在问诊考试中，有些学生会显得很紧张。这就像一次尴尬的约会，只是其中一方早就戴上了白金婚戒。我想告诉他们，我可不只是一个靠装癫痫赚零花钱的未婚女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也想告诉他们：“可能有一天我会把这些东西写进书里！”我扮演的角色来自艾奥瓦州的乡下，我们会闲聊一些那里的事。我们都知道对方聊的内容里有假话，但谎言也是一种表现个人特点的方式。这些虚构的内容，就像我们一起甩动的一根跳绳，将彼此连接。

有一次，一个学生忘了我们是在做模拟，开始问起一些我虚构家乡的细节，因为那正好是他的真正故乡。他的问题很快就超出了剧本，我没法回答，因为我其实就知道这么多。这个学生忘记了我们之间本该有的默契。我越来越编不下去，但也越来越较真。“马斯卡廷的那个公园！”我边说边像一个老头一样猛拍着腿，“我小时候经常在那儿玩雪橇。” 大多数学生还是照章办事的。他们总是按抑郁症的诊断列表喋喋不休地问下去，就像读一张购物清单：睡眠障碍、食欲变化、注意力减退……但当我照着剧本拒绝和他们对视时，这些人就开始烦躁起来了。我绷着脸正襟危坐，抓狂的学生们把这当作一种示威。他们拼命捕捉我游移的目光，没完没了地琢磨我到底在看什么。他们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努力和我建立目光接触—一定要让这个人认识到一点：我们在关心病人！

我逐渐习惯了他们的言论，他们刻板地重复某些表述，毫无同理心：“这肯定是很难受的”（孩子快要死了），“这肯定是很难受的”（担心在购物时癫痫发作），“这肯定是很难受的”（身体里的病菌是她欺骗丈夫的铁证）。这些家伙，他们为什么不能干脆地承认“我甚至无法想象”呢？ 看上去，有些学生似乎明白同情既可能是一种礼貌，也能变成一种冒犯，因此，他们甚至在往我身体上放听诊器时都会征求我的意见，从不自作主张。他们不自觉的口吃是尊重我隐私的体现：“我能……我可以……请问您介不介意让我—听听您的心音？”我说：“不，我不介意。”不介意是我的工作。他们的谦恭本身就是一种同理心。谦恭意味着他们会请教问题，并从问题中得到答案，而答案则意味着得分点：发现我妈妈嗑安非他酮（抗抑郁药），得1分；让我自己承认过去两年都在自残，得1分；发现我爸爸在我2岁的时候因为一次谷物卷扬机事故去世，得1分。他们逐渐发现，挫折像一张网，根植并蔓延在我的整个生活里。

这样，同理心就不仅仅是题表上第31项（“听起来对我的境遇/问题怀有同理心”）所能衡量的了。每次猜测我的“经历”时，学生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想象我的“过去”，这才是衡量的关键。同理心不是仅仅记得说“这肯定是很难受的”，而是想办法揭示暗藏的困顿之处。表达同理心并不只是倾听，你需要提出恰当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需要听的答案。就同理心而言，询问和想象一样重要。同理心要求你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所知，意识到你所能了解的东西永远只是一个人人生经历的一小部分，意识到这是一场像追逐地平线一样永无止境的探索。 “同理心”（em pathy）这个词来自希腊文em patheia—em表示进入，pathos表示感觉—它是一种穿入，一段旅行。它提议你进入另一个人的痛苦，通过提问的方式跨越边界和关卡，就像拜访另一个国度：你的世界种植什么庄稼？设立什么样的法律？牧养什么样的动物？

莱斯莉·贾米森 妇产科

标准病人训练材料 病例提要：你将扮演一名女性，25岁，正在申请终止妊娠。你是初次怀孕，已经受孕5个半星期，尚未出现浮肿或孕吐症状。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但无法确定这种变化来自妊娠，还是来自受孕这个消息本身。你对妊娠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抑郁情绪，但私底下的情绪状态则无法确定。

药物史：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这是你受孕的原因。 病史：你过去接受过数次外科手术，但好像与本次妊娠无关，因此未向当前的主治医生提起。经检查，你的心脏有过快或不规律搏动现象，准备近期接受手术以矫正心跳过速。你的母亲让你做出承诺，会在终止妊娠咨询时提及这次手术安排，虽然你不想和她讨论这个话题。你的母亲希望主治医生了解你的心脏问题，因为这可能影响到他终止你妊娠的方式，及那时麻醉镇静的方式。

我能告诉你，我1月份接受了一次堕胎，也可以告诉你我有一场心脏手术安排在今年3月，尽管它们听起来就像是两个不同的病例、两个不相干的剧本，但在这份剧本里，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手术日，我都要在早上醒来后保持空腹状态，然后套上我的纸质病袍。其中一场手术是针对我那小小的子宫进行的，而另一场则要用一根导管去消融我心肌处的一个结节。“消融？”我问自己的医生。他们回答说这指的是一种烧灼技术。 其中一场手术会让我大量失血，另一场则几乎没多少出血量。一场手术是我自己的选择，另一场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两场手术都让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脆弱得不可思议，也强大得不可思议。两场手术都会在冬春之交进行，我都需要乖乖地趴好，让一群男人对我下手。这两场手术都将与一个我刚刚爱上的男人有关—关乎他是否关心我。

凌晨3点，在马里兰一个地下室里，我和戴夫第一次接吻，那时候我们正在前往《纽波特新闻报》编辑部的途中，去为奥巴马的2008年大选做宣传工作。我们俩都参加了一个叫“团结在当下”的组织。“团结在当下！”几年以后，我们把该组织的海报贴在了床头。在一起的第一个秋天，迎着咸咸的风，我们手牵手一起在康涅狄格的海滩上漫步，那儿到处散落着贝壳碎片。我们一起去宾馆度周末，在浴缸里放了太多泡沫浴液，泡泡溢了出来，在地板上流得到处都是。我们把它拍了下来。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拍照，什么都拍。我们在雨中穿过威廉斯堡去听一场音乐会。我们是两个坠入爱河的作家。我的老板总是想象着我们整夜蜷在一处并互相倾吐心声的样子。“今天在街上看到一只受伤的鸽子，你有什么感觉？”我们总在聊这些东西。是的，我们曾经聊两只受伤的兔子，它们想在一块枯萎过半的草坪上交配。这很伤感，让人感触良多。 在一起两个月后，我怀孕了。看到验孕棒上的标记后，我告诉了戴夫。空气微凉，我们在大学校园中那条小道上走了很多个来回，讨论着应该怎么办。一想到自己的夹克下面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胎儿，我就感到非常困惑，真的，非常困惑。我对它已经有归属感了吗？我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记得自己想弄点东西喝，记得自己想让戴夫和我一起做决定，但又为将要发生的一切感到惶恐。我需要戴夫明白，对我们俩来说，这个决定并不是一回事。这种痛苦成了一把双刃剑，我既想要与别人分享这种感受，又觉得应该独自承担。

我们决定选一个周五去堕胎，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还要再过一周的正常生活。我意识到，自己应该保持一如往常的生活方式。堕胎之前的一天下午，我躲在图书馆读一本关于怀孕的回忆录。作者在书里描述了自己内心不断悸动的恐惧和孤独感，这种感觉由来已久，只有酗酒和性爱带来的麻木感才能勉强盖住它。但她说，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个正在萌发的小小胚胎时，这些恐惧和孤独立刻烟消云散了，因为有个小拳头在肚子里敲啊敲啊。 我给戴夫发了条短信，想和他聊聊书里说的那种恐惧感，聊聊胎儿的心跳。我想和他说，当我读到一个女人可以因为怀孕而发生那种改变时，觉得很悲哀，因为我要堕胎，不会被怀孕改变，至少不能像她那样。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复，这让我烦躁不已。我开始觉得内疚，因为我几乎没怎么好好想过堕胎的事情。戴夫不在我身边，这让我很生气，因为他什么也不做，而我却要面对一切。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