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引燃了美国乡村人对联邦政府的怒火？为什么绝大多数美国乡村人会把选票投给共和党？是否能对日益加深的城乡分裂给出某种较为具体的解释？

罗伯特·伍斯诺历时十年，深入喧嚣都市外的数百个乡村，提炼上千次的定性访谈，带我们走近美国乡村的农场与社区。聆听农民工人、乡村主妇、返乡青年、乡企业家、乡村官员的想法，直面人才流失、企业撤离、外来威胁、种族纷争、政府干涉的困境。本书记录美国乡村生活、经济、文化的同时，再现美国乡村社会熟人社会秩序的瓦解过程，反映逆全球化的蝴蝶效应，为美国城乡社会分裂与大选左右对立的局面提供了某种解释。 伍斯诺认为，为了真正地理解美国乡村人的愤怒，有必要充分地了解他们的文化；美国乡村人愤怒的根源更多的不是经济上的顾虑，而是对华盛顿政府远离乡村社会结构却对之横加干涉。《留守者》不局限于对美国的核心——美国的乡村进行简单地描述，而是就美国乡村人这个重要的群体对美国政治前途的影响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图景。

[作者简介] 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曾任宗教科学研究学会和东方社会学学会会长，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曾获美国出版商协会专业和学术卓越奖；主要研究美国文化和社区、公民社会，尤其聚焦研究美国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社会变革；在方法论上，一直支持将调查和深入定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曾出版《重塑核心地带: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部》、《小镇美国》、《留守者: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等。 引发极大争议的2016年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分析家们对竞选结果争先恐后地做出解释。有一个结论再清晰不过了：乡村地区压倒性地将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几乎没有人料到乡村地区的投票会对选举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乡村与城市、城郊地区的投票结果差异十分显著。出口民调（Exit Polls）显示，乡村地区有62%的选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相比之下，特朗普在城郊得到的票数是50%，而在城市得到的票数只有35%。其他证据表明，在前两次选举中，乡村选民对共和党越来越青睐。更有甚者，一个县的人口越少，离大城市地区越远，把票投给特朗普的可能性就越大。

需要改变现状 对于愈演愈烈的城乡政治分裂，最主要的一种解释是，乡村居民正在遭受经济困难，他们需要改变现状。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解释认为造成这次乡村地区投票结果的原因是，占乡村人口大多数的白人有明显的种族歧视、重男轻女的倾向，尤其是在心怀不满的情况下，他们会偏向投给白人男性候选人。这两种解释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乡村经济确实正在受创，而乡村人口大多数是白人。在竞选集会上，对失业的抱怨以及对于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女性的诽谤此起彼伏。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选举前四个月进行的民调结果预测了以下决定性因素：七成的白人乡村居民声称在本地难找工作，白人男性对家庭前景以及移民劳工造成的威胁似乎尤为悲观。美国人口调查局（U.S.Census Bureau）公布的数据也凸显出乡村的困境：2015年非城市居民的收入只增长了3%，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了6%。

乡村现状的根底 专家表示，将原因归于乡民抱怨与不满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并未触及美国乡村现状的根底。选举结束一周之后，查尔斯·M.布洛（Charles M.Blow）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撰文指出，毫无疑问，乡村居民“对人口庞大的大城市（他们不喜欢乡下人）里的大机构、大政府抱有怀疑态度”。他发现，事实上，乡村地区在种族上、文化上是孤立的，而城市则是国际化、多元化的。简言之，这种分裂是一种文化现象。

美国乡村战略中心（Center for Rural Strategies）的肯塔基人迪·戴维斯（Dee Davis）也认为，与政策因素相比，特朗普的胜出与文化因素更为相关。“我们很多乡村人的耳朵只听得进我们听得懂的东西。”他说，“我们觉得别人在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话，结果导致我们不关心政策—转而关心说话语气、关心参考消息、关心文化。” 城乡之间产生文化分裂，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纽约时报》的社论就常在对乡间生活理想化的美文与对落后乡村选民蓄意阻碍城市发展的尖锐批评之间左右摇摆。托马斯·弗兰克（Thom as Frank）在《堪萨斯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一文中的结论验证了这一点：在堪萨斯州之类的乡村地区居民受到保守思想观点的影响之大，足以让他们可以违背自身利益去投票。关于文化分裂的主张也许还让读者想起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对于小镇选民不甚明智的批评，说他们“心怀怨怼”，而且“坚持枪支政策、宗教信仰，仇恨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

对话乡村 然而，就算这种分裂与文化有关，要说的话就仅此而已吗？乡村选民心怀不满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市居民见多识广，说这种话就足够了吗？美国乡村居民就这么千人一面吗？毕竟，大约有3 000万美国人生活在居民人口少于25 000人的小镇。更何况，如果按照人口普查所定义的“乡村人口”进行统计，这个数字会上升到4 400万或者5 000万（具体数据依统计口径而定）。为了了解这些社区居民的状况和想法（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看重什么、他们是怎样形成对政治候选人以及政府的看法的），花些时间跟他们交流交流，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必要工作吗？

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都在研究美国乡村的情况并撰写著作。我在乡村的世界里长大，却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生活在那里了。那个世界里的人们政治保守、宗教保守，他们生活在小镇、农场以及远离东西海岸、人口稀少的地区。他们认为自己的社区是美国的核心区域。我访问了数百个这样的社区，研究它们的历史，从调查报告、选举结果、出口民调、人口普查、商业数据以及市政档案中收集它们的信息。我和研究助手们一起开展了1 000多次的深度定性访谈。我们与农民、工人、企业主、家庭主妇、神职人员、小镇公务员、镇长、社区志愿者等人交谈，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他们对自己的社区哪里喜欢、哪里不喜欢，他们的困难与成就、在乎的问题、政治观点，还有他们对子女的希望与期待。对于听到不同意的事情，我们尽可能地搁置异议，并且试图去倾听、去理解。 我的主张是，要理解美国乡村，必须看到由居民结成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指按照口头意思所理解的“道德”，即善良、正直、高尚、刚正等，而是要因地制宜地看待道德：在某个地方，人们对彼此负有务，觉得应该去维护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期望，维持他们获得归属感、正确行事的本地生存法则。这个道德共同体的定义见于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的文稿以及诸多步其后尘的著作中。

道德共同体吸引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彼此互动时，会对彼此以及发生互动的地方产生忠诚感。这些持续的互动及由此带来的责任感、身份认同感把这一共同体打造成了一个大家庭。这样理解社区中的人，与把人看成独立个体、完全按照自身经济利益和精神需求而形成见解的观点是不同的。这些人也许是顽固的利己主义者，但他们实质上未必如此。去美国乡村待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那里的人是以社区为导向的。 美国乡村的研究

与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受到热捧的观点相反，美国乡村不是铁板一块的人口普查集团，也不是步调一致的投票集合体，甚至不是偏向单一政党的选区。诚然，美国乡村在政治上比城市更为保守，而由这个事实导致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也同样会让人产生误解。例如，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著的《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就是一项富有见地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人口超过20万）的居民，他们的不满情绪使得他们支持了茶党（Tea Party）。然而，这并不是对于美国乡村的研究。 美国乡村是由小型社区构成的。美国乡村人不是住在小镇里就是住在小镇附近。从任一城市驾车向任一方向行驶，点缀在沿路地貌中的便是这些社区。在美国19000个统一建制区块中，有18000个的人口少于25000人。而在这18000个区块中，有14000个位于城市化区域之外。这才是美国乡村。

小镇是美国乡村的核心。殖民者在占据东海岸之时，便定居在了各个小镇里。随着人口向着开放的西部扩展，他们建立了许多小镇。定居者无论是住在小镇上，还是在周边务农，小镇对他们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重要到哪怕全国人口都向城市及城郊迁移了，小镇在美国乡村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无法动摇。 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很多年前一语道出的小镇的意义，至今仍能引起美国乡村人的共鸣：“乡村小镇是美国的一种优秀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优秀的制度，因为它已经并将继续在塑造公众情感、赋予美国文化特性等方面起到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作用。”

还有，认为“乡村”基本代表“白人”，而“白人”就代表对“非白人”有偏见，这种观点又如何？确实，乡村人口里85%到90%是盎格鲁白人；也确实，拥有一定数量非裔美国人的乡村社区比较少，要是有的话，他们现在仍遭受着隔离；还有，越来越多的拉丁裔人士在不少乡村社区居住，他们同样面临歧视。这些实际问题都是不容忽略的。非裔、拉丁裔乡村居民明确地说，他们的生活仍受到这些歧视习惯的影响——他们在不人道的工作环境中，在骚扰、驱逐等的威胁下挣扎。 相比而言，白人居民强调了少数族群或许已经获得的权益，比如黑人、拉丁裔候选人被选入镇委会，但他们的说法暴露了他们依据“含白量”对“道德秩序”进行预判的程度。很少有人赞成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的做法，但即便存在这种做法，它也意味着增长的趋势，通常也具有象征意义。乡村社区的种族歧视、重男轻女现象未必像批评家有时宣称的那样严重，但种族歧视、重男轻女是嵌入在几乎所有全白人社区日常生活模式当中的。而且他们的愤怒有一部分原因确实是，他们觉得，推行多元化是大包大揽的政府又一侵犯行为的表现。

研究者的角色 倾听谈话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们有时难免会想，他们所说的显然不合理或者过于偏执。我的观点是，研究者的角色不是争论，而是怀着尊重去倾听，以便能描述他们对自己的世界是如何解释的。在乡村美国人居住的社区里，他们的观念和想法大多数都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看法通常表达了积极的价值观和真实的关切，心怀公正的人都应该能理解。我认为，对于住在城市、城郊的人来说，理解的第一步是马上走进这些社区，而不是表达反对意见，当然更不是指责数百万同胞为无可救药的疯子。

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令许多观察家吃惊的是，美国乡村人之怒很早以前就存在了，要是有人愿意了解的话，那是很明显的。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可能马上缓解。乡村选民是少数派，但对于州和全国的政治局面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要准确描述、评价乡村选举，就必须去理解它。简单用衰退论调讲述美国乡村的经济困难是无法理解它的。虽然有许多乡村社区发生了困难，但还有不少社区的情况是不错的。乡村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也许是在减少，但就绝对值而言并没有减少。乡村居民并没有为了住到城市里而成群结队地离开这里。即便是一些离开的人，也被自然增长的或移民的人口填补了。理解乡村选民的各种变量以及主要倾向，需要倾听，需要努力通过当地人的视角看世界。正如美国其他地区一样，乡村生活也是复杂的。为了获得对这种复杂性的洞察，我们必须对乡村社区先有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不能将其作为人口统计的类别，而应作为人们建立家园、追寻梦想、彼此承担责任的地方来认识。以此为基础，才能探寻乡村愤怒的根源，才能对乡村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做出审慎评价。 （本书引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