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拍梅艳芳的自传——我们只想讲我们心目中的梅艳芳。”电影《梅艳芳》公映时，监制江志强如是说。这话也可说是给该片加了一道防护屏，摆明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拍的只是一部分人心里的梅艳芳，切莫拿传记片标准去苛求；“我们”是谁，也决定了在银幕上见到的梅艳芳是什么样。

“我们”，会包括歌迷吗？站在歌迷角度，难免会粉饰偶像，他们所见也到底有限。在《梅艳芳》里多次出现歌迷，地点从机场到演唱会，年龄横跨老幼，海浪般的欢呼，类似的热情的脸，映照出香港娱乐产业鼎盛时期的如火如荼，是真正的人肉背景板。当然近年也有从粉丝向讲述故事的，曾经提过一部《拾芳》，讲梅艳芳去世后千金散尽，一些歌迷做了一件事：把那些无人收留的粉丝来信，一一奉还给当年的寄信人。这是真人真事，提醒我们当烟花熄灭，星光散尽时，世界总归会露出本来面目，偶像留给他们的遗产也才真正水落石出，是披沙拣金的那一点金。 “我们”，应该也不包括邱刚健这类创作者。不是说他们不会同声同气，而是不会满足于这类题材的正面书写，带有为逝者讳的顾忌，总难痛快淋漓落笔，不如另辟蹊径。以前提过邱刚健的剧本遗作《胭脂双扣》，女主角妈妈是梅艳芳的粉丝，心心念念，生了女儿不仅起名“心梅”，连其神态都带有梅姐遗风。作为一个时代精神化身的梅艳芳，便以这样的极致方式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样书写，隐晦且绵长，不是赞美诗，更像怀古吟。

所谓“我们”，面目已经很清晰了，就是与梅艳芳身处一个时代的同行者们，包括设计师刘培基、经纪人陈淑芬、音乐人黎小田、电影人何冠昌、张国荣等人，台前幕后，皆为造星工业立下汗马功劳。他们知晓彼此的优势强项、软肋死穴，互为导师、伙伴、智囊、倾诉心事的树洞，共同造就一个令后世叹为观止的繁华生态，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只有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拿“梅艳芳”三个字拍一部电影；这一代江湖儿女日见少，所以江志强才会说，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前几年关锦鹏导演曾给梅艳芳写过一封信，细数那些牢牢存活在记忆里的各种形象：凄美的如花、妖娆的妖女、跳脱的坏女孩……如今在银幕上一一重现。如花好在哪里，有人说，“别人演如花是‘我好忧郁’，梅艳芳演如花是‘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忧郁’。”《沉默的羔羊》的编剧泰德·塔利说过，有时编剧需要帮演员一把，“重要的不是他们表演出来的情绪，而是他们要竭力隐藏起来的情绪，戏成不成功，这就是关键。”如花是这样，《梅艳芳》也是这样，那些隐而不语，欲说还休，该说什么，不说什么，都有盘算。

当时的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后来的我们，答案都在谢幕那首《夕阳之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