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文化简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本书既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脉络，又另辟蹊径，选取与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相关的代表人物——范蠡、卜式、李白、欧阳修、胡雪岩等——展开专题论述，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思想与消费状况。虽曰“简史”，举凡历史上和商业相关的货币、商品、人物、诗词、思想，本书都有涉及，堪称了解中国商业文化的优秀著作。

[作者简介]

李强

上海商学院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博士后，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出版《宋真宗的1008》《大宋谜案》《红尘匹马长安道：中国商人往事》《红裙争看绿衣郎：大宋东京往事》等专著10部。

“文化”如今是个很时髦的词汇。“仓廪实而知礼节”，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会给人留下“买买买”的印象时，“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影响我们进一步自我提升的关键因素。近些年来，市面上各种“国学”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各路“国学大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穿一件马褂就敢登场上台讲述中华上下五千年，甚至有“妖孽师太”硬是把几百年前的“贞节牌坊”从坟墓里扒拉出来，死抱着它站在某大学讲台宣扬什么“女德”。在笔者看来，出现这种魑魅魍魉、乌烟瘴气并不可怕，“国学大师”再假倒也比“营销大师”“鸡汤大厨”更可爱些，他们有市场说明大众对文化知识有迫切的需求，几只苍蝇、蚊子挡不住我们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脚步。正缘于此，我们更有必要认真谈谈“文化”这回事。可是当我们讨论“文化”时，究竟在谈些什么呢？是“礼义廉耻”还是“贞节牌坊”？是“天人合一”还是“葵花宝典”？“文化”其实是个复杂的概念，这本小册子所有的篇幅都来讨论它也未必够用。笔者在这里尝试采用最简单的办法，先来探究一下“文化”的字面意义。

“文化”的“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你把它理解成各种花纹也是可以的。甲骨文中“文”字就像正面站立的人，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这个图案可能是指文身，有的原始部落相信在身体上文特殊的图案，可以获得额外的能力。当然也有可能指衣服上的花纹，先民们的审美意识还不成熟，就算是衣服上的花纹，也不会纯粹是为了自己臭美、看着喜欢，而多半是某种权力、地位的象征。无论哪种意思，都强调“文”与图案有密切的关联，这应该是“文”最初的意思。其实当时的“文”虽然与图案有关，但多半不像美术作品那样讲究线条、比例、颜色、透视关系等，而是强调“杂”。《易·系辞下》里就这样写道：“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里也说：“文，错画也，象交文。”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约就是指不同的形状或颜色混合在一起。最原初的“文”也许是大自然无意形成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湖面细细的波纹是不是“文”？这是“文”。“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火红的石榴花点缀在浓郁的绿叶中，这是不是“文”？这也是文。这是我们说的“文”的第一个意思。

“文”的第二个意思是承接第一个意思而来的。石榴花也好，小池春水也好，所谓的“文”总能引起观赏者的愉悦感，这其实也是“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自然界中由“杂”和“错画”形成的图案浩若烟海，它们未必都能成为古人视野中的“文”，而得到古人青睐的“文”，其实多半是那些看着顺眼的，或者至少是看着不讨厌的。研读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我们发现古人在凝视某事物外在的“文”时，往往会引发对此事物内在价值的认同，我们认识“文”的本源意义时，一定要注意把握这一层面的含义。由此在古人的话语中，“文”除了让人视觉感知到美好的“杂”“错画”之外，还引申出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意义，即对自己心灵的修养，从而使自己体现出高尚、优雅的品格。这个专指人心灵修养的“文”，恰好可以与“质”相搭配，指人之所以为人的两种不同的要素。《论语·雍也》里这样写道：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说，一个人如果质朴胜过了文采，则像一个乡间的野人，啥都不懂；如果他的文采胜过了质朴，则像是衙门里掌管文书工作的人员，整天板着面孔，乏味得很。只有质朴和文采搭配均匀、两相适宜，才是一个“君子”啊！“文质彬彬”，这里“彬彬”的意思是“物相杂”而“适均”之意。“君子”指道德高尚、有修养、“素质高”的人，古人觉得读书修身能做到“君子”的程度，那是非常不错的了。如何才能达到“君子”的标准呢？第一个条件是“质”，“质”是“质朴”之意，进一步引申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天然“内在”，这种“内在”是不可能由后天修养而成的，说起来大约与遗传基因有关。第二个条件就是“文”，指人通过后天的修养，知书达理、明辨是非，行为合乎礼仪制度、伦理纲常。“文”虽然与“质”含义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对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人既有仁德善良的强大内心，行为举止又符合礼仪制度要求，在孔子看来，这样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举个例子，北京大学曾经有一只“网红”猫咪，此猫多年来混迹于各个教室，貌似认真地听了不少名师的课程，被戏称为“学霸猫”。不过就算它听再多的课，也还是只普通的小型猫科动物，无法“文”起来——它缺乏成为高尚、仁德之人的那种“质”，那种人类特有的基因。反过来呢，如果只有人之“质”，却不愿接受“文”的熏陶，放任自流、争名逐利，别说当不成“君子”了，恐怕连普通的人也做不成，比如说那些电信骗子、“女德大师”，其实还不如一只安静的猫咪对社会有贡献，白白浪费了一副人的好皮囊。

“文”除了与“质”相辅相成，构成“君子”的两大质素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意思，是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以这种符号为记录载体的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我们或许疑惑，那“文字”与“制度”怎么就“进而”产生联系了？其实这种“进而”在古人看来是不言自明、水到渠成的。原来在中国春秋时代之前，学习、使用文字是一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职业，普通老百姓是不具备这项特殊技能的。文字最初主要服务于政治生活，其用来表达思想情感、描绘文学想象，成为文学记录和传播的主要载体，说起来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论语·子罕》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里讲的是孔子当年被匡人围困时发生的事情。孔子这次遇险与他的长相有关。根据《庄子》《墨子》《荀子》《史记》等书籍的记载，再佐证以秦汉时代的石刻等材料，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孔子确实长得不够帅。但这次他在匡地倒霉其实并不是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是他不幸与一个叫阳虎的人“撞脸”了。阳虎是鲁国的实权派，他曾经压榨、欺凌过匡地百姓，匡人恨之入骨，错把孔子认成阳虎了。当时的情形十分危险，刀都要砍到脖子上了。但孔子怕吗？不怕。孔子非常自信，“文不在兹乎”。周公留下的礼乐制度、人群大道所寄正在于此，我是要传之久远的，这是我秉承上天早已做好的安排。难道“天之将丧斯文”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天”怎么会把“斯文”传给我呢？上天既然给了我传承“斯文”的使命，则区区匡地的几个老百姓又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在这段话里说到的“斯文”之“文”，显然不是指文字，而是指周公所作的礼乐制度。在孔子看来，礼乐制度是维系周朝宗法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法宝。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文化”之“文”，从事物外在的“错画”，到心灵的装点修饰，再到文字符号、典籍制度，看似一个简简单单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字，却有着如此深厚的文化内涵。

周朝初期的商业

周朝建立后，经商被当作国家重要的事务，朝廷进一步提高商业的地位，将之看作国家正常运转之必不可少的环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这样写道：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文中提到了四类人———农、工、商、虞，分别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林业（包含渔业）四个产业，显而易见，在周人看来，这四个产业是国家富足的基础，而且商业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农业、林业差。《周礼》中规定国家“以九职任万民”，这“九职”中的第六个即“商贾”，其作用是“阜通货贿”。周武王将国家重要事务分了八项内容，即《尚书·洪范》所说“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八政”中排位第一的是农业生产，而第二位“货”就是商业贸易，其次序甚至排在了祭祀、外交、军事等国之大政前面。把商业与其他各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和国家重大事务相提并论，亦可想见当时人们对这一行当的重视程度。

商业不仅是朝廷重视的日常工作，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年景，它还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周文王时曾遇到大荒之年，在他解决问题的众多方法中即有“招诱商旅”，用时下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招商引资”。笔者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贫困地区的官员把“招商引资”当作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只要能招来商人投资，一切都好说，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什么都不是问题。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识深入人心，地方在招商引资上也要挑挑拣拣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通过招商来提振自己的经济发展，这一妙招的发明权还属于周文王。（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