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

前两天看了一场于我而言非常特殊的演出，《丝路花雨》的全球网络首播。虽然播出的形式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能在此时此刻，以这种方式看到，我还是心满意足。

《丝路花雨》首次演出，是在1979年，整个编创团队多数是西部人，它以丝路故事以及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用画工神笔张、歌伎英娘和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艺术家的故事，串起丝路传奇，是整个西部文化在沉淀多年后的一次厚积薄发。

对我而言，《丝路花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渴望，丝路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花雨》，曾经像一波涟漪，在我童年时候就漾到我。

在历史的湖面上投下石子，形成“敦煌”这个涟漪的时间，太难确认了。我们可以把前秦建元二年（366年），高僧乐僔开凿第一个石窟，看作是投向湖面的第一颗石子，也可以把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敦煌建郡看作是第一颗石子。甚至可以再远再远，把最早来到敦煌绿洲，开始定居的那些人，看作是投下石子的人。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些投下石子的人是谁了，也不知道他们投下石子的确切时间，但却知道后果：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敦煌这个王国里，被它的涟漪微微漾到。

李安和许知远对话时，说起理念的重要性。李安认为，许多国家的形成“来自血缘、历史、地缘这些东西”，也有国家，是“一个Idea(理念)组成起来”，“这个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它是一个Idea，各式各样的人，在那个地方组成了这么一个国度。”敦煌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一个涟漪，穿越两千多年时光，一直荡漾到现在。

最早被“敦煌”这个涟漪漾到，是在1980年代。那时，我和家人生活在新疆南部，我们像所有新疆人一样，把来自全世界的生活要素融汇在一起。我母亲来自甘肃，父亲来自湖南，左边的邻居是河南人，右边的邻居来自上海，他家的女主人有个绰号叫“小上海”。我们看《大众电影》《北京青年报》《八小时以外》和《青年一代》，搜集印度和苏联邮票，听土耳其音乐，读郑渊洁童话、叶永烈科幻小说、手冢治虫漫画，也读阿拉伯神话。电视里播着《血疑》《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也播出维吾尔和哈萨克的歌舞晚会。我们吃羊肉和面食，也从邻居那里学做江南小吃。日常话语里，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的词汇和句式，也有上海话和河南话。

五色斑斓，却又无比和谐，该留存的依然留存，该保持的继续保持。我母亲就持续地保持着对家乡的关注，从于田到策勒到和田，她总能找到甘肃老乡，并且和他们建立联系。《丝路花雨》刚刚上演，并且引起轰动，她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消息，她收集了画报上《丝路花雨》的剧照，沿着人物轮廓把反弹琵琶的英娘剪下来，贴在五斗柜的玻璃上。反弹琵琶的英娘，一直贴在我家的五斗柜上，一直到1984年我们离开新疆。回到甘肃老家，敦煌的信息扑面而来。那时，正逢日本掀起一波敦煌热，NHK来敦煌拍了许多纪录片，喜多郎发布了一系列和敦煌、丝绸之路有关的音乐，用井上靖小说《敦煌》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甘肃电视台反复播放这些片子，甘肃台自制的专题片和广告里，也常常用到喜多郎的音乐。

虽然我只有十岁，却也能感觉到所有这些事物汇聚出的“共同的振奋”，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因为敦煌擦身而过，在打照面的同时，也点了点头。那种振奋之感，隔了这么久，也还是难忘。

我们被“敦煌”的涟漪漾到，也在这个涟漪里，持续不断地投下石子，让它的微波继续荡漾下去。它成了我们想要躲开的地方，也成了我们想要投奔的地方，成了我们的敌人，也成了我们的故乡，成了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默契，我们精神DNA的某一部分。有时隐蔽，有时张扬。但那涟漪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