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短视频和直播，柯以敏又重新成为焦点人物，她推出唱歌课程，她在直播间和付费的粉丝一对一对阵，与此同时，她早年担任“超级女声”评委的片段，以及她在唱歌前表示自己“这首歌（《默》）我比那英唱得更好”的场面又被网友挖了出来，乐评人丁太升则在自己的视频节目里嘲笑她，大批网友在短视频里模仿她唱歌。

柯以敏第一次走红，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在华语流行乐的黄金时代，她凭借《太傻》等几张专辑，在流行乐坛有了自己的地位。那时的唱片业，善于对人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扬长避短，给歌手铸造出一种歌艺和心性都非常完美的形象，她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一个“唱将”的形象。直到2005年，她成为“超级女声”的评委。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选秀节目的成就之一，是把评委（导师）工作变成了一项崭新的事业，柯以敏、黑楠、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被导师工作重塑形象之后，刘晓庆、黎明、徐静蕾、英达、唐国强、韦唯，陆续出现在各种评委席上，田震和毛阿敏在选秀节目里同台演唱，《中国最强音》邀请章子怡担任导师。明星分成两个阵营，当过评委的，没有当过评委的。

评委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固定角色，蒙尘许多年。早年的比赛（或者选秀）里，评委的存在感很淡，1984年开始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评委像芭蕾舞里的背景人物，只在歌手演唱结束的时候，才会以举牌亮分的形式，说明自己的在场，核分算名次的时候，他们接受主持人采访，表达他们对歌手的殷切希望。评委、选手、比赛所演示出的真实和虚幻的关系，远没有后来这样复杂。他们唱、评分，我们听，并且接受，即便有意见，也绝没可能抵达他们那里。如此这般，相安无事十几年年。

电话和网络的出现，让观众觉醒了，评说的权力被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的第八届青歌赛，增设了团体比赛和综合素质考核，选手在流光溢彩地唱完歌之后，得部分地露出真身，出一点常识上的洋相。2000年的第九届青歌赛，增设“监审组”和“第二现场”，观众的意见手臂，开始延伸到了现场。一旦选手表演和评委评分有争议，观众就打电话和发短信表示不满。

“超女”、“快男”出现在网络普及之后，制作方显然意识到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身世来历都有瑕疵的姑娘小伙们，以及他们那良莠不齐的歌唱水平，很可能吸引来排山倒海的评论，面对这种可能，他们组建了以成名艺人为主的评委团队，用毒舌、刻薄话，让评论功能在现场就得以实现。当场自骂、自嘲，要比事后被骂被嘲，更能占尽先机，评委于是成了假想敌，观众转而同情选手，基本忽略了他们的歌唱水平。

评委承担起了让评论转向的任务，分流了袭向节目的压力，他们的毒舌语录，以及他们的做派是否经过提前设计的争论，都顺理成章地成了节目的一部分，并造就了节目的记忆点，柯以敏当众建议选手应该刮刮腋毛，建议选手应该去为恐怖片配音，还有那句著名的“滚吧”，还有杨二车娜姆头上的大红花，和她的言论——要和选手骑马，并打算把选手“种在后花园”，还说“我是仙女，整天在天上飞的，人间的东西影响不了我”。

选秀比赛，它们拥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戏剧结构，导师、学员、媒体、观众之间的关系，因此空前复杂。导师除了负责评判，负责表演（做出听到天籁的表情），负责将情感区域扩大之外，功能还延伸到了场外，要指导编曲和演唱，要带领学员巡回演出。他们介入节目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综合体之前，他们的形象、权威，都得到了极大的重塑，“评委”因此成为最吸引明星的工作。

但很快，选秀节目没落了，平台和节目赋予评委的能量逐渐衰竭了，风口掉落，柯以敏回到了歌手的位置，她性格上的瑕疵，没有了评委光环的保护，显得异常明显。她曾抛掷给别人的尖刻、势利，现在都被抛掷了回来。

柯以敏在名利场的跌宕，可以看做一场更大的真人秀，在这场真人秀里，所有人都是棋子，所有人都不会是赢家。那种叫做“势”的奇妙东西，在每个人身上流转，谁也别妄想逃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