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版的《大唐狄公案》第四集的最后，狄仁杰说出了他发现真凶的一个重要线索。太子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了自己的两性观：“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此言差矣，夫女子纵然骄纵，男子待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海涵其性，称为君子乎。”虽有局限，但在当时，已经非常进步。但太子的老师给出的朱评却是：“胡言乱语，阴阳不分。”

狄仁杰就是根据这一点，开始有了自己的怀疑，并且一步步坐实。他说出了这四集里，也是这部剧里最重要的话：你对皇后的恨，不亚于长孙卿，他的恨，还有立场的牵绊，你死我亡的顾忌。仅仅因为她是女子，你的恨，比长孙卿更甚。

这部剧有非常紧贴时代的两性观。不但编剧京榆是女性，也有众多女演员出演，钟楚曦扮演的武则天，王丽坤扮演的曹安，陈都灵扮演的秋月，等等，甚至连原著故事里，狄仁杰身边由土匪感化而来的武官马荣，在这部剧里也变成了女性，由凌孜出演。

这种两性观，也建立在原著的观念基础上。原著作者高罗佩，一个出生在荷兰的精神中国人，在他于1940到1960年代创作的《大唐狄公案》里，女性个个性格鲜明，美丽丰饶，拥有传奇的身世和故事，而高罗佩则对她们的处境给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在婚姻中的遭遇，更是给出了极大的关注。

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美好的中国古代女性？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感情建立在什么认识基础上？答案很可能是，水世芳，他的妻子水世芳。

水世芳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祖籍江苏阜宁，生长在北平，父亲水钧韶是外交官，当年乘车去圣彼得堡上任时，带了四十五节车厢的随从和三四十个厨子，后来还担任过京奉铁路局局长和天津市市长。十个兄弟姐妹中，水世芳排行第八，她家家教极严，和父亲也难得一见，偶然传见，父女间的对话仅仅限于：“一切都好吧？”“都好。”

念的是知名女中，肄业于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在齐鲁大学修完历史社会学学位，经立法委员叶秋原介绍，进入设在重庆的荷兰驻华大使馆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担任使馆秘书的高罗佩，他们一见钟情，迅速开始恋爱，却不愿声张，叶秋原向高罗佩询问水世芳的工作情况时，高罗佩还故意做出不大高兴的样子说，她总是迟到早退，后来，所有人才知道，那只是烟雾弹。

临到高罗佩提起婚姻大事，她却提出，要高罗佩同时娶她的妹妹作二房，对高罗佩来说，这可意味着重婚罪，他愁眉不展，向他在重庆结识的朋友蒲乐道——另一个把自己当做中国人的老外求教，听到前因后果，蒲乐道说：“你的爱人必定是个心地温和的少女。她很爱她的妹妹，所以不肯和她分开。只要你答应她一生让妹妹跟你们同住，那不是很好吗？”高罗佩欣然听从，一个月后，高罗佩和水世芳在重庆结婚。

婚后的生活并非康庄大道。多年后，水世芳的儿子，仍惊讶于她在结婚离家后表现出的韧性和独立。外交官三年一调，他们一九四三年结婚，一九四五年就去了海牙，匆忙间，水世芳只带了一个小包，从此，美国、东京、印度、黎巴嫩、马来亚，一路奔波下去。最难是印度，气候难捱，周围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黎巴嫩时，正逢战乱，四下里流弹穿梭，她带着三岁的孩子在山顶上避难；在海牙，前后就搬过十次家。水世芳如此感叹：“生活不容易啊！”

二战结束后，高罗佩开始写《大唐狄公案》，声名日隆，连业余时间也全遭占用。富贵之家的训练，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不凡之处，失范的生活中，水世芳仍旧保持她的风范。《大唐狄公案》在日本出版时，正是日本人热爱裸体图像的时候，书的封面必须是裸女，多年后，水世芳向学者出示那个版本，总是把封面折起来。

由此，人们理解了《大唐狄公案》中的那些奇女子，不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者风尘女子，总是很有教养，却又情感丰沛。

1967年，高罗佩在海牙病逝，水世芳从此独居西班牙南部。晚年的她，面对来访者，虽然穿穿洋装披披肩，却还是保持着三十年代说话的方式和语调。

她最怀念的是在重庆的生活，结“天风琴社”，和徐悲鸿、于右任、冯玉祥来往，那是她最好的时光。也有人鼓励她写回忆录，她觉得过去应该过去，没有要写作的意思。后世那些纪念或者研究高罗佩的文字，都出于别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