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烈士：谋将来永远幸福

1921年1月，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将赴苏联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出发前夕，在哈尔滨东华学校暂住的他辗转难眠，内心放不下疾病缠身的年迈母亲、新婚不到两年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提笔给远在常州的妻子陆静华写下一封长信。

后来，张太雷次女张西蕾在参加新四军时将此信带出。为了安全，她剪掉了信的抬头和落款。新中国成立后，张西蕾将原件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在张太雷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文字资料并不多，这封略有缺失、多有涂改痕迹、历经岁月洗礼的原件是其唯一保存于世的家书。它真实记录了张太雷为国家和人民“谋将来永远幸福”的决绝志愿，承载着他和女儿两代人的革命痕迹，也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革命者在长期奋斗中的坚定信念、家国情怀和家庭情感，是一个时代的永恒见证。

|弃做官发财念头 求国外高深学问

那一个冬夜，哈尔滨寒冷依旧，一切看上去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你们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张太雷在给妻子陆静华的信中说，“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

乍看之下，这封家书不过是一位即将奔赴国外之人对于妻子的普通叮咛。但平静之下暗潮涌动，此次离家远游的背后蕴含的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1921年初，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处，邀请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前去，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经李大钊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商议，决定派精通英语、也会俄语，并且与维经斯基曾有过接触的张太雷前去。

为了保密，他只能将隐晦地表示此行是为了“求一点高深学问”。在他看来，要“求”的“学问”才是“独立生活”的资本。

事实上，幼时家境贫寒的张太雷在1916年考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时，也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历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张太雷认识到富贵可能导致道德的沦丧，他的追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常常在官场中混，与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嫖赌娶妾的事情或不能免。倘若是这样了，非特我的身体、道德要坏，恐怕家里要受莫大的苦处。”立志拒绝富贵诱惑、追求道德和独立的张太雷认为，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这样就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心境自然也就安定。”

张太雷所求的不再是物质，他选择了一条革命之路，把为国家、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终生使命。

|盼中国妇女解放 托妻子照顾母亲

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张太雷在1920年加入了党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中的重要骨干。在当时，能够作出这种抉择的中国先进分子很少。不过身为革命者，张太雷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另外两个身份，丈夫及儿子。

“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的，所费亦不算多。”他向妻子陆静华表达了期望，鼓励她走自尊自强的独立女性道路。

张太雷建议妻子进入学堂学习，特别是刺绣和图画，“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呵。”

他还希望妻子“学一点普通常识”，研究“如何教育子女”，懂一点“历史地理理科”，“多读新的白话文”，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通过学习，他相信妻子不仅可以实现经济独立，还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这反映出作为革命先驱者的张太雷对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视。

写下这封家书四个月后，彼时身处莫斯科的张太雷写下《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在妇女运动一节中指出：“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他表示，应当唤醒中国妇女的解放意识，这正是其对妻子提出学习要求的原因。

“我希望我回来时，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呵，那时我们应大家互相庆祝了。我希望能如此！”他对未来的设想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作为一名中国妇女，妻子也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此外，张太雷面对抱病的母亲心怀愧疚，“母亲是很能看得开的，你再拿我这一番话说与母亲听，她老人家一定能不牵挂我的。你必要照我告诉你的做，我在外心才能安。”他只得一再关照妻子照顾好年迈母亲。

|践行初心和使命 谋将来永远幸福

“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愁的事。”

“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

这封两千余字的家书不仅记录了一个革命者的内心世界，还体现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爱求大爱”的无私奉献精神，更有张太雷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通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达到“将来永远的幸福”。

因行期紧迫，来不及回到常州老家与亲人告别，张太雷写下这封家书后不久便匆匆踏上征程，毅然前往苏联西伯利亚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由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派赴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

1921年5月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23岁的张太雷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开幕式上致祝词：“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

1921年7月12日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

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指挥广州起义的过程中遭敌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时年28岁。

见习记者 丁梦婕

谢晋元烈士：为国当不能顾家

苏州河北岸，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累累弹孔至今残留。

年近九旬的谢继民老人，曾经一次又一次在这座纪念馆为大家讲述80年前淞沪会战的故事。他，就是当年率领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的抗日英雄谢晋元将军的次子。

1946年，谢继民十岁，跟随母亲凌维诚以及哥哥姐姐，第一次来到了父亲在上海的墓地。墓碑上的陶瓷画像，是他朝思暮想的父亲。但他只能对着墓碑叫一声“爸爸！”

“爸爸，和日本人的仗打完了，可惜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从母亲口中，谢继民和哥哥姐姐们知道了更多关于父亲的故事。长大以后，他又读到了父亲写给爷爷奶奶和母亲的家书。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父亲对家人的爱，以及“为国当不能顾家”的壮志情怀，谢继民都深深感受到了。

|年少立志为国献身

1905年，谢晋元出生在广东蕉岭县农村。父亲是小商贩，母亲是渔民的女儿。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时期。他把岳飞的“精忠报国”作为座右铭，立志为国献身。

从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肄业后，目睹国家四分五裂的谢晋元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在决定从军前，他写下了一首诗：“河山破碎实堪伤，休作庸夫恋故乡。投笔愿从班定远，千古青史尚留芳。”

谢晋元的妻子凌维诚，1907年生于上海一户商人家庭，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1927年，两人在朋友的婚礼上相识，继而相恋。1929年，他们在汉口举行了婚礼。大女儿谢雪芬出生后，他们回到上海。二女儿谢兰芬和大儿子谢幼民相继出生。

“到了1935年，父亲得知中日必将开战，几次动员我母亲带子女回广东蕉岭老家。父亲跟母亲说，‘父母年纪大了，老人孩子都需要人照顾，你在家挑起这个担子，我在外面安心杀敌。’当时我还没有出生。”谢继民介绍。

“1936年3月，父亲护送身怀六甲的母亲和我大哥、大姐、二姐回到广东蕉岭，待了两周就赶回上海了。1936年10月，母亲生下了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我起名‘继民’。”这是谢继民了解到的情况。

作为国军第88师524团的副团长，日后，返回前线的谢晋元和他的“八百壮士”们，将在上海四行仓库留下他们的鲜血和英名。但是，回到广东的家人，与谢晋元再也没有见过面。

|为国当不能顾家

很多人了解谢晋元，是因为电影《八佰》，他是那支坚守上海四行仓库部队的最高长官。

《八佰》聚焦于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奉命坚守上海四行仓库，以少敌多，顽强抵抗了四天四夜。

因为英雄的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成为民族永恒的丰碑。

1937年8月11日深夜，第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令谢晋元所在的524团开赴上海。在此之前的几天，谢晋元写了一封家书。谢继民介绍：“信是写给我母亲的。内容是，大战即将到来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后面就对我母亲交代了，我家里还有两个祖父祖母，还有我们小孩子女，养育父母的责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都交给我母亲承担，只有这样，我父亲才能在前线安心杀敌。”

这封家书，放大后陈列在如今的上海四行仓库纪念馆序厅。信中写到：“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而军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复门衰祚薄，亲者丁稀，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乎！”铁血柔情，跃然纸上。

战斗间隙，谢晋元还组织了八百壮士在仓库里共计写下了298封遗书，给妻儿、给父母，这一封封家书如今也被设计成一座座丰碑树立在序厅，字字泣血，句句含情。

谢继民说：“父亲和每个连、每个战士都讲清楚，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这个仓库阵地就不能给敌人占领。这是很少见的，把都要战死的决心让每个参战的士兵都知道，让每个参战士兵都写遗书告诉家人，这样的部队和集体在抗战史上是很少的。”

四行仓库保卫战于1937年10月27日打响，经过4天4夜的浴血奋战，国民革命军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1营420余人坚守仓库，毙敌200多人。

然而，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

谢晋元按上级命令率部队撤入英租界，不料一进租界，即被缴械，部队被拘禁于上海胶州路的“孤军营”，从此与外界隔绝，变成日军包围中的孤岛。

谢继民收集了父亲当时写下的近50万字的日记。他说：“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

孤军营一待就是4年。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

在这样的情况下，谢晋元动员大家抱定必死的信念，让战友们写好遗书，战斗到底。

1939年9月18日，谢晋元给父母写下了一封家书，寄往蕉岭家乡，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封遗嘱。

信中这样写：“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故此日险恶之环境，男从未顾及。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

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为自己安排了身后之事，请家人一定要让他的子女入学读书，“平时应严格教养，使成良好习惯。”并且叮嘱，除子女的教育费请政府补贴外，其余不再受人分毫。

一年多以后，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年仅37岁。

晨报记者 何雅君

郭纲琳烈士：为坚守信仰，她拒绝家人营救

“小学六年级，升学填表要写亲属关系。妈妈告诉我，我的姑妈郭纲琳是革命烈士。她在南京雨花台被害时，年仅27岁。”

“那时我才十二三岁，第一次听说姑妈的事迹，心情非常激动，为她的英勇不屈而感到震惊，也为她的豪气感到骄傲。后来，我就读到了她写给我爸爸郭纲伦的那封家书。信写得很大气，很坦然。”

清明将至，南京雨花英烈亲属宣讲团成员郭常根对着手中的一封家书，思绪又拉到很远。

|参与抗日救亡，因叛徒出卖被捕

郭常根告诉新闻晨报记者，虽然没有见过姑妈郭纲琳，但她的事迹，家人都铭记在心。她1910年2月出生在江苏句容，1928年考入南京鼓楼“五卅”公学，1929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1933年前后，历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等职。1934年1月在沪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信是1935年写的，距离她被捕过去了一年。在她坚持参加革命活动时，就用红墨水笔给我大爷爷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她再也耐不住在学校读死书了，她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抗日救亡。”

郭纲琳入狱后，从上海被引渡到了南京，关在老虎桥模范监狱。“我爸爸是家中长子，在家人的催促下，想方设法去营救她。后来打听到有一个机会，就托人告诉我姑妈，劝她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让别人为她担保出狱，出来了什么都好。”郭常根说。

“令全家人震惊的是，姑妈在狱中经过考虑，写了这封回信给爸爸，完全拒绝了他的要求。”郭常根告诉记者，营救的想法因为姑妈几次拒绝在拟好的悔过书上签字而作罢。“姑妈在信里说的很清楚，她说，我不能造一点点罪恶在我的生命中。她觉得如果屈服了，向当局低头了，就变成真的有罪了。爱国抗日能有什么罪呢？”

郭常根将家书中的姑妈心迹娓娓剖析。“她叫我爸爸原谅她，因为她不能屈服在一个无罪而加上有罪的名义下。她有一句话叫‘并且我也知道你们的苦衷’，她讲的很好。亲人知道她在监狱中受尽酷刑折磨，怎么能忍受？肯定不能不管不顾的。因此她又说，‘我常常觉得给你们的实在也够烦忙了，我为什么要这样累赘你们呢？’但是她不愿放弃信仰，如果认罪出来了，她就是只能过在她看来吃吃睡睡的很普通的生活，她把这叫做‘垂[睡]猪的生活’。失去了信仰，人生对她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拒绝家人营救，绝不屈服

接着，郭常根介绍了郭纲琳烈士在狱中的情况。“家里人可以去探监，带一些钱和吃的用的。去看她的家人都会和她说起设法营救的事，不止一次两次地劝她出来。后来，她就对前去探监的表妹说，很感谢亲人的探望，但是希望不要再劝她了。她很明确地表达了她的决心，也做好了可能牺牲的准备，要永葆对党的忠诚。”

监狱里的生活可想而知。郭常根看过姑妈狱友写的回忆录，吃的是霉烂的米。“狱友说，姑妈一边吃，一边把掺在里面的石子、砂子挑拣出来，装了满满一枕套。”

“监狱里连灯火都没有，姑妈是高度近视，但她却要求家里把外文版的进步杂志书籍带过来。她在狱中组织难友学习马列理论，唱外文歌曲，对他们说，要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提高理论水平，武装自己。他们憧憬着，如果能出狱，见证新中国成立，他们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郭常根说，姑妈的思想，反映在家书里就是，“现在我的中心是：‘让造成我的命运来完结我的命运，让我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知识，一直到最后一日。’”他说，正因为参加了抗日救亡，所以姑妈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实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里，姑妈还说，‘我近来还能读点书，因能读书，所以杂念也易消失了！’她用革命的理论来充实自己，来打消杂念，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让我尤为敬佩。她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理想的坚贞，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狱中坚强不屈的郭纲琳，曾有过优渥的生活经历。用郭常根的话来说，“她是过过好日子的。她出生在大家庭，人家都叫她‘郭四小姐’。她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大学部。由于她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十分突出，很快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但在狱中，一切都不一样了。郭常根提示记者，家书中有这样一句：“中秋节快临了，你们又忙着请客了吧！我们犯人一年照例有三次特许的买牛猪肉吃——春节、八月节、旧历年……如果没有钱，那只有望肉而兴叹了！”她放弃了原有的生活，只因她不肯屈服，宁可牢底坐穿、牺牲生命，都不愿沾污革命的神圣。但家人如果带肉带钱去探监，她一定会分享给狱友。

|为理想献身，永葆对党的忠诚

“革命者也是人，姑妈不是不想和家人团聚。不然她就不会在信里说，八月节快到了，早就计划着还有一个月要吃肉和月饼了。她还说，月饼比粽子好吃，能放得久多。这些都是她对生活的向往。但是，曾经影响姑妈走向进步的七爷爷郭定林告诉我，这里表面讲过节，实际还有一层含义。说月饼放的时间长，是为了预示抗日斗争不是短暂的，而是持久的。”

郭常根告诉记者，全信的点睛之笔，尽在看似不经意的那一句：“八月节离我们还有半个月，不知你来得及请我否！”这里的“请”并非指代请吃月饼，而是请家里人不要在屈服的问题上再给她添任何的烦恼了。请她过好这个节，暗喻支持她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由于郭纲琳在狱中斗争顽强，一直到被押上刑场都没有屈服，1937年7月，她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郭常根说：“她留下的这封家书，我读了好多遍，才参透了姑妈的这份用心。姑妈牺牲后，有人把她的遗物收藏保管好，交给了我爸爸，其中就包括这封信。上世纪五十年代，爸爸把这些物件交给了国家。现在，信的原件保存在雨花台烈士陵园。”

信的落款“英妹”，是郭纲琳的化名。信的最后，她说“七叔许久未来信了，……请他把小弟弟照片再寄张我。”这里的“七叔”就是郭常根的七爷爷。她想要小弟弟的照片，也就是寄希望于后来人。

于是，很多年以后，读懂了姑妈心意的郭常根就以雨花英烈亲属宣讲团成员的身份，一次次向人们讲述着姑妈的故事。

晨报记者 何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