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团来了。

自6月25日起，柏林爱乐乐团将在首席指挥兼艺术总监基里尔·别特连科的率领下，携手钢琴家王羽佳，展开近10天的上海之行。期间，乐团将会带来四场交响乐以及若干场室内乐演出和活动。

这是基里尔·别特连科接任柏林爱乐首席指挥后，第一次带团来沪。6000余张演出票5分钟售罄，足见“天团”人气之旺。

算上这次行程，柏林爱乐在过往近20年间共计来沪4次，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古典乐在上海的发展。新闻晨报此番特别策划了“柏林爱乐在上海”主题特刊，聊一聊这一古典乐天团和上海的渊源，以及这些年来古典乐名家名团相继奔赴上海的理由。

别特连科率团来沪

乐迷可以期待什么？

柏林爱乐乐团此前曾三次来沪演出，均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下简称“艺术节”）参演项目，由前任首席指挥西蒙·拉特执棒，2005年和2017年分别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各演两场，2011年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过一场。

此次的驻场演出为艺术节特别项目，交响乐演出分别安排在6月26日、27日、29日和30日四天。虽说是四场，但严格来说只采用了三套曲目——最后一个演出日的曲目是27日上半场的曲目和29日下半场曲目的又一次整合。

首个交响乐演出日，乐团意外地没有采用德奥作曲家的作品，而是以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普罗科菲耶夫以及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作品贯穿全场，展现了柏林爱乐最大程度拥抱乐迷、彰显国际化的态度。

此后的三天回归德国老团的本色，为古典乐迷带来勃拉姆斯、贝多芬、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等一众德国作曲家的重头戏。其中，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柏林爱乐在2005年和2017年来沪演出过的“老曲目”，而此次别特连科的指挥将为观众带来怎样不同的演绎风格，也是不少乐迷期待的看点之一。

2023年年末，音乐作家田艺苗曾前往柏林爱乐音乐厅，现场体验了一次“天团”的新年音乐会，并向记者分享了对现任首席指挥的印象：别特连科给我感觉是非常务实、细致全面的一位音乐家，同时也很低调。柏林爱乐的指挥家不少都会有些偶像气质，就是那种让外界一眼就能认出的标志性风格，但别特连科对这些好像都不是很在乎。

作为一个1882年成立的德国老牌乐团，演绎德奥作曲家的经典名作必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当年“指挥帝王”卡拉扬在任时就十分热衷带乐团录制德奥音乐唱片，包括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还有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布鲁克纳的全部交响曲，以及众多瓦格纳的歌剧作品。

后来这也成为了柏林爱乐历代指挥上任后的传统。每年演出季以及重要的全球巡演，这些曲目也最能让乐迷一睹“柏林之声”的魅力。

“作为世界顶尖名团，一定要有自己的传统。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核心曲目的积累就是柏林爱乐很重要的传统之一。”乐评人李严欢说。

但柏林爱乐也并不会仗着老牌乐团的资历就囿于“吃老本”，在卡拉扬之后，不仅有多位非德奥籍的指挥家接连上任，还在曲目上不断突破固有的舒适圈，从德奥拓展到东欧、亚洲等作曲家的现当代音乐作品。

2011年柏林爱乐来沪，日本当代作曲家细川俊夫的圆号协奏曲《那时花开》就出现在了曲目单里。2017年柏林爱乐来沪，现代音乐作品仍然在列，上演了旅居柏林的韩裔女作曲家陈银淑的《弓弦之舞》。

“不仅坚守德奥音乐，柏林爱乐也敢于让乐迷们听到新的声音。在细致、严谨的基础上，彰显百年老团的风格。”李严欢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随团来到上海的乐团成员中，将出现一位中国乐手——中提琴首席梅第扬。

2022年，28岁的长沙伢子梅第扬在柏林爱乐乐团的中提琴首席招聘考试中表现突出，成为史上首位正式获得柏林爱乐乐团职位的中国音乐家。2024年4月，经乐团全体成员投票，梅第扬顺利通过试用期，官宣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成员。此次上海之行，也将是他首次正式随团回到中国演出。

此次柏林爱乐除了四场交响乐演出之外，还将在上海大剧院、YOUNG剧场、临港滴水湖剧院以及复旦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带来数场室内乐演奏，涵盖弦乐、管乐等室内乐团的演出以及12把大提琴音乐会。其中12把大提琴的组合形式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并一直享誉世界，也是此次乐迷们颇为期待的演出之一。

柏林爱乐特邀王羽佳

老搭档强强联手

去年，王羽佳曾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带来过独奏音乐会。此次跟随柏林爱乐，王羽佳再度回归申城，对于不少乐迷来说，这也是值得期待的一大亮点。

介绍王羽佳，既简单也不简单。你大可以罗列出无数标签，诸如“80后女钢琴家”“短裙和高跟鞋”“90度鞠躬谢幕”“野蜂飞舞和土耳其进行曲”。

如果再稍微懂一些古典乐，或许还能说出“郎朗的师妹”“阿格里奇的接班人”“5小时钢琴马拉松第一人”“格莱美得主”……

但事实上，了解得越多，你就越难用关键词来简单形容王羽佳，甚至觉得在此基础上轻易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像是一种冒犯。她不是只会弹奏速度很快的曲目炫技，也并非时时刻刻身着短裙高跟鞋出现，甚至所谓个性的张扬也特别“看情况”。

王羽佳1987年出生在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师从凌远教授，而郎朗当年的老师正是凌远的丈夫、钢琴教育家赵屛国。后来，王羽佳也和郎朗一样从“央音”进入了柯蒂斯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并师从同一位钢琴大师加里·格拉夫曼。

因为相似的教育路线以及师出同门的关系，人们总是会在提及王羽佳的时候先提到比她大5岁的师兄郎朗，并给她冠以“郎朗师妹”“女版郎朗”的标签。对此，王羽佳早有表态：“我不喜欢被这样子归类，虽然我们都是亚洲人，都上同一个学校，有同一个老师，但我们的性格很不一样，是不同的艺术家。”

和很多著名钢琴家动辄问鼎“柴赛”或者“肖赛”的履历有些不同，王羽佳参加过的钢琴比赛并不多。这是因为格拉夫曼本人非常反对学生参加钢琴比赛，曾公开表示过不允许郎朗、王羽佳出去比赛。他认为，“要参加比赛，你一定会选择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曲子，平常练习的也都是这些，久而久之，你只在有限的曲目上打转转，反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在格拉夫曼看来，比赛拿奖无非是为了引起业内的关注，可以让新人尽快签约经纪公司，以获得更多工作机会。但王羽佳16岁就签约了经纪公司，于是比赛于她而言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非常高兴。你要把我搁在比赛里，我觉得我第一轮都进不去。我觉得像我这种比较有个性的弹琴风格，比较偏表达的，可能不适合比赛。比赛是看哪个人弹得最完美，哪个人是在框框里弹得最好的。而艺术上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怎么比？艺术又不是体育，对吧？”王羽佳如此表示。

王羽佳的几个重要的成名转折点，都是在救场中完成的——2005年，顶替临时缺席的钢琴家拉杜·鲁普，完成了北美首次演出，随后与德意志留声机公司签下唱片合约；2007年，代替玛塔·阿格里奇作为独奏钢琴家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20岁便一战成名；甚至2017年柏林爱乐来上海，也是因为原本的钢琴家郎朗左臂腱鞘炎未能痊愈，王羽佳临危受命，在第一场音乐会中演奏了以高难度著称的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

西蒙·拉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很惊喜遇到了第二位在弹奏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方面最优秀的中国钢琴家，“你找不到更好的选择了。和郎朗相比，王羽佳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演奏家，郎朗的风格偏法式，她更偏俄式”。

王羽佳和柏林爱乐的合作开始于2015年，她和帕沃·雅尔维合作了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并称之为“一个正确的决定”——“演出效果非常棒，我立刻深深爱上了柏林爱乐。于是很快我就又去柏林爱乐了，很幸运的是我确实做到了。”

事实上，柏林爱乐向王羽佳伸出橄榄枝的时间还要更早些，只不过最初让她演奏的理查·施特劳斯的《戏谑曲》王羽佳并不喜欢，就果断拒绝了。只是因为曲子的喜好，就敢于向一个顶尖天团say no，这也很“王羽佳”。

同样个性十足的，还有她演出时露背的短裙礼服和高跟鞋，但对此王羽佳也曾表态：“说衣服挺没意思的。我穿短裙，因为我觉得古典乐就是我的派对。如果一个漂亮的男钢琴家穿了紧身裤，我不会关心衣服之下有什么。如果音乐是美丽而感性的，为什么不能为它穿上同样美丽的衣服？”

或许是因为很多个性十足的舞台形象和大胆发言，王羽佳总给外界一种不羁的印象。当然，在弹钢琴这件事上，王羽佳拥有全面的能力和足够的自信。

去年1月，王羽佳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与雅尼克执棒的费城交响乐团完成了一场近5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演出，演奏曲目包括拉赫玛尼诺夫四部钢琴协奏曲和《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五首曲目每一首都难度极高，是所有学琴者的噩梦。

如此看来，王羽佳不仅是“钢琴学霸”，也是妥妥的“钢琴运动员”，这一次演出也创造了当今古典乐界的一大纪录，成为她演奏履历上又一抹亮色。

今年年初刚刚对话过王羽佳的田艺苗向记者分享，“除了那场著名的‘马拉松’，从她敢于挑战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等作曲家如此有难度的曲子也能看出，王羽佳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她希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钢琴家，而不是刻意地追求古典或者迎合大众。她哪里是一个只会穿小短裙的人。”

而谈及王羽佳的性格，和她在“央音”和“柯蒂斯”师出同门的师姐、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的钢琴博士郑慧向记者回忆，“上次她来香港和香港管弦乐团合作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结束我在后台夸她弹得好，她反而说‘这是童子功，多亏十几岁的时候在凌远老师那里打下的基础好’。以她如今的水平还能这样说，是真的很谦虚了。音乐家可能弹起琴来就容易变得热情奔放，但私下里她也有内敛甚至撒娇的一面。”

这一次演出的曲目中，贝多芬的作品对钢琴家来说可谓“家常便饭”，而对普罗科菲耶夫作品的演绎王羽佳更是早已得心应手。乐迷可以放心地欣赏，一位技巧与音乐表现力俱佳的六边形战士，带来的视听盛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起，王羽佳也即将迎来全新的职业起点——作为马勒室内乐团的艺术合作伙伴，担任乐团指挥一职。早在2018年就担任过这支室内乐团的指挥的她，开始要常常拿起指挥棒了。

在曾经的西方古典乐界，不管是钢琴家还是指挥家的位置，都鲜少出现女性的身影。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王羽佳之前，已经有很多代女性音乐家打破了这样的“传统”。如今，我想我们不必再强调她是女版的谁，亦或是“女钢琴家”“女指挥家”。

她就是王羽佳，仅此而已。

柏林爱乐见证

上海古典乐发展20年

正是因为这一古典乐“天团”的江湖地位，此前柏林爱乐三次来沪，无一不掀起巨大的观演热潮。

2005年11月，当时正式运营仅四个月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还因为地处偏僻而乏人问津，却毅然以1200万元的天价（当时全国99.9%以上的剧场一年的运营费用都不会超过1000万元），把柏林爱乐首次请到了上海。

即便在那个年代，最高4000元的票价也没能阻拦乐迷们的热情，演出一票难求，轰动全城，成为了当年“上海十大文化新闻”之一。

乐评人李严欢当年就在第一场演出现场，哪怕时隔近20年，他还是记得当时的激动。

“观众反响很热烈，事实上后来的每一次柏林爱乐到访，上海观众都很热情，这毕竟是古典乐团天花板中的天花板。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木管声部的演出，单簧管、双簧管、长笛，每一位声部首席拿出来都是一流独奏家的水平，但合在一起却也可以演绎出细腻且层次丰富的声音，真的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演奏。”

在李严欢看来，千禧年前后的上海观众，开始进入古典乐的“补课阶段”：1998年，国内第一座国际标准的现代化大剧院——上海大剧院落成；1999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创立，很多中外经典演出接连上演，丰富了上海的演艺市场；2004年，上海音乐厅经过了整体平移后，在新址重新向公众开放；2005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正式运营。从那时起，上海观众开始有机会大量接触国际名家名团。

李严欢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小泽征尔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两场交响音乐会。这一古典名团的首次来沪同样是当年沪上演艺界的一大盛事，最高票价甚至达到了6000元。“那时还没有网上购票，大家都要去大剧院票房现场买，但照样是一抢而空的。”

2011年，柏林爱乐第二次来沪，在上海大剧院仅演出了一场交响乐，门票更加紧俏。为满足更广大乐迷的热情，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创先河，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大屏幕上同步直播演出现场，路过的乐迷都能免费观看。

演出结束之后，在艺术节的安排下，指挥西蒙·拉特还带领部分乐手前往世纪广场和乐迷见面，“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天气有点冷，但我很高兴看到如此多的音乐爱好者，期待下次能再见到大家。”

2017年，柏林爱乐第三次来沪，回到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12年前的票价相比，那一次音乐会的最高票价从4000元降至3480元，最低票价从300元降至80元。考虑到各年龄层观众的购票习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还特意按时段分档，线上线下结合售票。

售票日的前一天，有的乐迷中午就来到了东艺门口排队，最长等待了40小时只为第二天赶早购买一张门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还特别开放了330座的演奏厅，供通宵排队的乐迷休息。

今年，柏林爱乐交响乐演出的最高票价降至2980元，这也是该团在中国首次将最高档票价降至3000元以内。在李严欢看来，物价在逐年上涨，柏林爱乐的演出票价却不增反降，这本身就代表着，在各方持续不断的努力下，上海的古典乐演出已经越来越能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而除了柏林爱乐，这些年来，不少名家名团也在纷至沓来。

远的不说，仅仅去年，上海乐迷就看到了钢琴家马祖耶夫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拉赫玛尼诺夫全套钢琴协奏曲”，5小时的马拉松狂飙至午夜；捷杰耶夫上演特种兵式演出——既在上海大剧院指挥了完整版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又去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指挥了普罗科菲耶夫专场；而除了这些数度来沪的“老面孔”，乐迷还首次迎来了鬼才指挥家库伦奇斯，在现场感受什么叫“既嚣张又内省，既奥妙又深邃”。

今年，正在进行的春夏演出季中，观众更是见到了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大师卡瓦科斯、格莱美得主乔伊斯·迪多纳托……用李严欢的话说，上海古典乐演出市场已经从当年的“补课阶段”，进入了“与时俱进”的阶段——“当下国际乐坛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和演出，上海观众基本都能看到。”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关注这些顶流音乐家们演奏的曲目也会发现，不管是马祖耶夫的“马拉松”，还是卡瓦科斯带来的巴赫“小无”全本，都是难度极高、篇幅又长的古典乐作品。不仅对演奏家挑战很大，也对观众的鉴赏力和耐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他们愿意在上海“上难度”，也正说明对上海的观众和古典乐氛围有足够的信心。“他们相信经过这些年的熏陶，我们的古典乐乐迷已经有了这个底子，可以接受这样的节目编排。”李严欢说道。

晨报记者 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