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版:爱乐不需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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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梁永安:

从“活着”到“活法” 音乐始终向光


在很多年轻人心中,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教授是那个最懂他们的人。他娓娓道来年轻人的工作之苦、爱情之惑,解读普通人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里,安放自己的理想与现实。

在梁永安的大学时代、1980年代,他接触到大量涌入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他曾经和一名来自美国的古典乐发烧友同寝室,对方不远万里带来了一套不错的音响,也带来了贝多芬等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有的时候,室友还会特地穿上西装,庄重开启一场寝室内的“交响音乐会”。

这些古典音乐的趣味,梁永安如今想起依然有回味。在与新闻晨报·周到的对话中,他从文学、生活、城市等不同角度,分享古典音乐之于当代人的意义,“音乐的旋律是阻力与张力彼此不断推进、不断交互的过程,就像对我们生活的隐喻——生活也是这样。”

音乐x文学:相通与共感

新闻晨报·周到:对今天的受众来说,同样是说故事,音乐和文学有何异同?

梁永安:相对于阅读,听觉是更古老的欣赏方式。在文明史的早期,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声音的传播非常重要。等到了书写时代,文学成为主流产品,但它有门槛,需要基本的读写能力——1949年,全国每60个人里只有一个小学毕业生,文学的传播实际上非常小众。今天,我们进入了视觉的时代,这个时代音乐应该怎么发挥作用?我觉得是当下特别要去思考的事情。

新闻晨报·周到:有没有一种可能,文学、音乐、视觉欣赏的方式会彼此串联、彼此影响?

梁永安:对,这有相通之处。二战结束之后,大众文化蓬勃兴起,摇滚、乡村、校园,形形色色的音乐出现了,但底层基础还是经典。大量音乐人的起步,是深受古典音乐的影响。所以好的音乐必然不是简单的体验,而是融合的。你在音乐里听到的自由精神,其实是来自游牧时代的东西,现在,你在摇滚中也能感受到了。

新闻晨报·周到:也有很多作家都是忠实乐迷,您怎么看音乐与写作者的关系?

梁永安:酒、猫、音乐,这三件事和很多作家都有关联。酒,很好理解,很多作家喜欢夜里写作,夜半三更,会感到强烈的艺术孤独。写作既是精神的想象过程,又是体力活。写长篇小说,人物每天纠缠着你,这时候的一杯酒,对作家可能是一种缓解。

猫,是我们人类没有驯化的动物,从古至今,它野性的基因几乎就没有变过,作家也很喜欢这种感觉,包括夏目漱石写《我是猫》,看中的是猫的这种特点。

再者就是音乐了,写作过程中,作家需要一种时间维度上的打开。文学是时间性的艺术,音乐的节奏能进一步延展,产生形形色色的张力。作家跟音乐的相伴,有一种意志性的和谐。你看村上春树,他开过酒吧,喜欢爵士乐,喜欢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也是爵士时代的人,音乐和作家会有某种精神呼应。

罗曼·罗兰想写一个人的成长,怎么写呢?他是在爬到阿尔卑斯山山顶上看日出的时候,忽然感觉眼前从微微亮到微红,再到升起……他后来写自己感受到了一种非常浑厚的乐声,知道要写一个生命如何在无穷的沧桑里生长,写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最后,他写出了六卷本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音乐之所以跨越百年、千年,那种巨大的流动感,是跟我们生命的节奏与起伏有一种暗自的契合。

音乐x人生:向光与成长

新闻晨报·周到:您怎么看待音乐和爱情的表达?

梁永安:爱情和婚姻最本质的是付出,付出的前提是对彼此价值的重视、珍惜,愿意在一把伞下共同面对风雨。从这个角度看,音乐很有爱情气质。好的音乐不单纯是自我实现,更包含着一种理解,一种温情,一种对命运的叹息。李叔同写“悲欣交集”,悲的并不仅仅是自己,而是这个世界。听《送别》,最感动的也是心灵彼此靠近,互相传送温暖,看到光亮的内涵。

音乐是让你无形之中更深地、更广地体会生命和世界。很多人知道“我活得很难”,但不知道“有人活得比我难”,甚至“大部分人比我难”,所以他们陷在自己的困难里。要知道,不是因为你才有了这个世界,而是世界本来就存在。

这种对世间的百般心情,电影音乐体现得很好:《小妇人》改编成电影后用的音乐,久石让给宫崎骏电影的配乐,岩井俊二《四月物语》的配乐等等。好电影往往开始是“我”对世界不理解,后来“我”向往光明,音乐能传递出这种向光性。

新闻晨报·周到:这其实也在解答,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需要音乐。

梁永安:音乐的旋律是阻力与张力彼此不断推进、不断交互的过程,这就像是对我们生活的隐喻——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力量和理解?如果音乐里只有自己,或许就没有音乐了,只剩下像战斗机一样、轰鸣一声的释放。

新闻晨报·周到:您会建议怎么听音乐?

梁永安:最好的就是你沉浸在里面,千万不要碎片化,而是很完整、很舒展地听。比如我们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的原作有二十六分钟,后来又有不同配器的演绎,都可以完整地听。完整性,反而是最大的自由。

新闻晨报·周到:有人说古典乐迷很享受孤独,您怎么看?

梁永安:孤独是一种好品质,孤立不是。孤立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独却可以分成两种:一是你过于超越,很难找到知音,就像波德莱尔坐在巴黎左岸,外面人潮汹涌,他却说自己看到的是“满街的白骨”。

另一种孤独,有点像今天谈到的一部分“社恐”。有些人在网上看起来很强势,但现实中可能是弱者,他心中只有一种活法,要是动摇了他,等于否定了他的全部。真正的强者是心里有无数种活法,某个时刻只是表现出自己的一个方面,你否定我,我也可以一笑而过,因为我还拥有很多内在的多元性。所以,孤独有的来自于强者,有的来自弱者。

音乐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是弱的,它会带来精神的成长。青年文化里音乐几乎无处不在,街舞、爵士、摇滚……爱上音乐,你会了解它,你的内在也会增强、放大。这是一种人文成长,是从审美中获得的自由。往后再跟人交流,你有了自己的强度和内在的形成。

音乐x城市:汇聚与碰撞

新闻晨报·周到:这次柏林爱乐乐团演出门票“秒空”,为什么我们值得现场听音乐会?

梁永安:这个时代快速流动,人和人之间特别缺乏面对面或者近距离的交流,但实际上我们特别需要彼此看见。在悉尼歌剧院,演出前大家会在圆形吧台前小小地喝上一杯,这短暂的交汇里,陌生人之间有了攀谈。这是一个人文形成与成长的过程,文化圈层的建设特别需要这种交流。

今天人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坚硬的现实,碰撞了自由的灵魂和丰沛的想象。在追求功利主义的、僵硬的小目标时,人如何获得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孤独的个体往往感受不到跟世界的联系;但在一起聆听,变成参与者,你能感觉到自己和他人有着共同的心情。

新闻晨报·周到:您会怎么评价上海看演出的氛围?

梁永安:上海的“界”很丰富,圈层划分非常细致。假如你深入到每个社区,会发现音乐是其中很显性的存在,每个居委会里都有文化室,有不同的音乐爱好者在聚集。所以上海听众的专业性、学习性很强,他们知道自己想听什么,选择多,氛围好——在上海听音乐会,很安静,如果有人迟到,一定是中场才进来。

当然,讨论当下上海的城市艺术和文化,要站在从“活着的时代”到“活法的时代”的历史转折里去理解。这个阶段的音乐欣赏氛围,既有大众化的一面,又有个性化的一面。我很期待城市除了建设形形色色的大场馆,也能让渡一些公共空间,让文化圈层的成长环境更宽阔、更丰富。城市化的真谛就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形成创新,这样城市才更有活力。

新闻晨报·周到:6月25日,柏林爱乐铜管室内乐团将做客复旦大学带来专场音乐会,您想对去听演出的学子说些什么?

梁永安:专业的艺术进入校园,千万不要带着那种“高端”的心情去体会它(笑),要知道我们是在音乐中和全人类感受共通的价值,是在倾听音乐里所表达的内心所愿,也可以说是和全天下的人共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温暖。

晨报记者 曾索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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