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闸北抗战现场，在中国士兵曾投弹杀敌的阳台前驻足，追溯“八百壮士”踏入四行仓库之前所经受的炼狱与牺牲；行走于虹口北外滩，聚焦抗战中的普通人，探寻“孤独的坦克”的踪迹……

以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影像为线索，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袁立豪与赵极设计了多条Citywalk线路，亲自带队，讲解他们所搜集、整理及新近发掘的史实，并将这一实践命名为“魔都漂移”。

不同于常见的Citywalk，他们并非先选定风貌街区再去找故事，而是先搭建叙事，再让脚步追着故事走。为讲好完整的历史叙事，路线常常反复折返，甚至会为了一张照片、一个井盖而临时改变方向。

这些Citywalk线路在社交平台上广受好评，也在活动中引发了许多中年上海人的共鸣与热议。然而对几位组织者而言，这更是一场“公众史学”的实践，即历史不应困于象牙塔、化作仅供学者参阅的论文，而应真正服务于公众与社区。

重返“八百壮士”抗战现场，寻找“孤独的坦克”踪迹

1930年起，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上海工作生活，他在上海留下近3000张珍贵的照片，其中大多数拍摄于1936年底到1937年10月，成为淞沪抗战的重要史料。

以这些照片为线索，市民游客可以在游览城市的同时代入战地记者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些街区。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袁立豪与赵极据此设计了多条CityWalk线路，亲自带队讲解他们所搜集、整理与新近发现的史实，并将这一实践命名为“魔都漂移”。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这也是近几个月我们将抗战作为‘漂移’主题的原因。”袁立豪介绍，他们在福尔曼的老照片、采访日记、回忆录以及其他各方史料和现存的历史建筑的帮助下，梳理出其在上海的多条采访动线，覆盖闸北、南市、外滩、提篮桥等区域。

以闸北线为例，路线恰好串联起多处知名的抗战地标，与“八百壮士”在淞沪会战期间的作战轨迹高度重合，十分适合开展人文行走活动。“谈到‘八百壮士’，不少人只知道‘四行仓库’，却不了解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这条线路正好补上那些被忽略的环节。”

虹口线则聚焦抗战中的普通人：华成烟草公司为生存与民族尊严而斗争的工人、提篮桥监狱中艰难求生的囚犯与狱卒、流落异乡却心怀希望的犹太难民、还有在1937年8月22日凌晨冒着烈火和弹雨向黄浦江岸冲锋的官兵以及那辆孤身冲向敌阵的中国坦克……

“在社交平台，有人指出‘孤独的坦克’的照片拍摄在舟山路-唐山路一带，但我们的考证显示地点可能另有其处。”袁立豪说。他与团队尽可能收集同场景的多角度照片与同期影像，将画面中的店招、门牌与当年的商业名录、报纸广告逐一对应，范围细化至具体路口；再结合中日双方的战斗记录交叉验证，完成“地点-事件-影像”的三角闭合。最终，证据把拍摄点指向丹徒路一带。

“在现场，我们不仅会说明哪一处为真实的事件发生地，还会展示考证过程，让大家了解历史是如何研究的。”赵极补充道。

当两名历史系毕业生带队Citywalk

由历史系研究者、相关从业者乃至策展人领走，带着市民游客在街区漫步，过程中强调一手史料与多元叙事，这样的模式在美国十分常见。但由于相关组织与机制缺失，这种做法在中国尚未形成常态。因此，当袁立豪和赵极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毕业回到上海后，他们尝试把这套方法带回家乡。

“我大一时就参加过这种城市步行：通常由一名博士生带队，面向社区居民和大学生开放。行程结束会有老师做点评，有时还会邀请本地居民参与。”

袁立豪将这一活动看作对“公众史学”的实践。在传统印象中，历史仿佛只是在象牙塔里写就的论文；公众史学则关心“历史如何回到公共生活”。它强调把研究方法与成果转译为普通人可理解、可参与、可评议的形式，促通学术史与民间记忆，并主张“共享权威”——讲述者不独占解释权，每位参与者都能以自身经验与材料进入叙事。

这些理念反映在CityWalk的各个环节：路线设计从一手史料出发，先立叙事线再定动线，活动前将关键史实、争议点与参考资料分享给参与者，并收集参与者的问题；现场携带平板电脑，对照旧照与现状，并用历史地图校准站位；发放“胶片书签”等小物件，帮助完成“今昔对位”的瞬间；同时鼓励参与者即场发言、互相提问，活动后再将讨论整理为播客或短视频。

“很多人把CityWalk等同于‘打卡建筑’‘拍照留念’。而我们恰好相反：不是先定一条风貌街区再找故事，而是先建立叙事线，再让脚步追着故事走。”赵极认为，这就是他们与普通的Citywalk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是为什么项目被命名为“魔都漂移”：摆脱既定消费路线，顺着问题与兴趣，按叙事推进移动。

袁立豪告诉记者，“漂移”来源于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指“对物化城市生活特别是建筑空间布展的凝固性的否定。简而言之，就是不走寻常路，真心去探索。

“为了讲述好完整的历史故事，这些路线可以反复折返，甚至为了一张照片、一个井盖临时改变方向。”他补充道。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10月26日是“虹口·提篮桥”线路的最后一次Citywalk活动。赵极回忆，当到达丹徒路附近时，工程车轰鸣，像极了坦克来袭的声浪。

“我们讲述这些故事时，附近许多建筑工人也围了过来听。说到脚下正是当年激战之地时，师傅们主动帮忙拍照合影，脸上写满由衷的自豪。”他说。

既然自称为公众历史组织，“魔都漂移”的Citywalk如何让历史真正服务社区和公众？

袁立豪认为，一方面，许多在学界耳熟能详的知识，对大众而言仍属陌生领域，这类内容常令参与者耳目一新，比如，上海有不少名声在外的历史街区与建筑，当重构历史现场，许多人才惊觉，原来自己所生活的街区还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原来一条看似普通的街道也承载着如此丰富的往事。

另一方面，不同于博物馆或课堂的单向讲授，团队秉持“人人皆可讲解员”的原则。Citywalk过程中，不时有附近居民加入，他们往往更熟悉在地的历史与细节，团队也始终欢迎他们现场讲述。

袁立豪的研究聚焦跨国史与公众历史。他介绍，在巴伐利亚小城梅明根，为纪念德国农民战争五百周年，全城设置了约30块人形牌。每块牌都用第一人称讲述：“我从某年起生活在这座城市，我经历了战争与宗教改革中的……”牌面还会指引参观者“想了解我的更多故事可去哪里”，或“到街角寻找另一块牌，听听‘我的伙伴’的讲述”，由此构成一条可漫游的叙事链条。

“我认为这是历史与公众平等对话的优秀范例，也正是我们正在学习与借鉴的方法。”袁立豪说。

然而，类似的面向公众的讨论与历史叙述，已在“魔都漂移”的行走中自然萌发。赵极举例说：“有一次走到虹口的‘小维也纳’，讨论突然热烈起来。许多参与者曾在附近居住，围绕北外滩更新、街巷打通以及社区空心化等议题各抒己见，谈得十分充分。”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是对我们的活动的最好阐述。”袁立豪说。

期待更多人关注上海历史

每期“魔都漂移”行程约2到3公里，时长在2.5小时左右，票价基本不超过100元。赵极告诉记者，目前活动已举办5场，每场限10到15人，场场爆满，偶尔还需临时提高人数上限。

“参与最积极的是40到50岁的中年群体。他们不仅时间与经济更为宽裕，更重要的是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熟悉这座城市，也更容易与其发展同频。”赵极说。他也发现，不少年轻人对Citywalk抱有兴趣，但对城市历史关注相对较少，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背景铺垫与引导。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引导更多年轻人关注自己的家乡历史。”赵极说。

此外，从学术层面看，“魔都漂移”同样具有价值。

“福尔曼的影像现存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数字图书馆，但馆方对照片的标注较为粗疏，拍摄时间与地点的考证亦多有讹误。福尔曼本人因语言与认知所限，对所摄场景的描述也难免失准。我们的团队可以对其拍摄的淞沪抗战旧照进行系统校勘与精准定位。”袁立豪说。

对于有志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团队成员而言，在真实城市环境中训练史料辨析与实地考证能力的方式，同样有益于其学术道路。

“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能有更多专家学者加入我们的组织，把它建设成连接学术界与公众的桥梁。”袁立豪说。

目前，“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特别企划”已推出两期。袁立豪透露，团队还将策划第三期抗战主题，将视角从战事转向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将涉及到暨南大学“孤岛”时期校长何炳松，他曾上演中国版的“最后一课”。明年，团队还将推出“全球在地化”Citywalk系列，呈现世界各国人与其文化思想在上海的汇聚与由此生成的全新表达形式。

文/见习记者 崔逸星

图/受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