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陈庆：当然有。因为当时我学的会计专业是90年代中期最热门的专业，但却是我个人最不想学也没有能力学好的专业，所以在校园广播站做主持人，包括去淮南电台周末青少年直播节目做主持人的这段经历，让我看到未来职业的其他可能性。
Q 新闻晨报：毕业之后你做过一段时间的财会和电台主持人，那段经历对你后来做纪录片导演是否有帮助？
A 陈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徽淮北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做成本会计，只做了很短的一年，即便在那期间，我也一直兼职担任淮北电台的直播节目主持人。从1997年到2001年，从兼职到全职，我在淮北电台工作了不到4年时间，但现在很多老朋友回忆起来，都会误以为我在电台工作过十多年。那期间，由于行业发展和领导的包容，我几乎尝试过各种类型的电台直播节目。从每天早上7点20分直播的舆论监督节目《行风热线》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半《星夜航班》结束全台全天的播音。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有两个频率四个半小时的固定直播，还不包括随时补位，值班录制新闻以及天气预报。现在回想，在淮北电台工作的那几年完全是超负荷的。电台节目全年无休，365天，几乎每天准点就得坐在直播间里。我每天不停在说话，以至于一度几乎失语。
A 陈庆：很难说选择，人在“事情”当中时，其实是很难做判断和选择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都是凭着本心，被裹挟着往前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你是谁，终将遇到谁”；后一个“谁”，指人也指事。对我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觉得即便时光倒流，做纪录片导演，这依然是我最想做的职业之一吧。读书、阅人、行路，通过努力讲好别人的故事来完成自己的生命书写，这是一个不断被“滋养”而不是被“消耗”的过程。
A 陈庆：中央新影一直有很多女性纪录片导演，我甚至觉得女导演比男导演多。我进入中央新影的时候，还有女摄影师。我们的行业内一直有很多不错的纪录片女导演，现在随着设备的轻量化，慢慢也有一些优秀的女摄影师出现。我前两天在珠海参加第四届华语纪录片大会，还遇到95后的女摄影师，她在加拿大和英国学习电影，毕业后回国拍摄纪录片，自己能拍能导能剪，也有独特的洞察，这些年轻人加入纪录片的创作队伍，让人欢喜。我一直觉得纪录片最终是要讲人的故事，而拍摄对象面对镜头的坦诚程度决定着片子的真实度和好看度，这都和镜头背后的纪录片人有直接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直觉和共情能力具有天然的优势。
A 陈庆：《中国奥运往事》是我和两位同事一起完成的，虽然说是体育题材，但讲述的还是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相遇、相伴的百年历程，依然是我熟悉的历史和人物的叙述。这部片子拍摄和剪辑时正好在孕期，片子播放的时候我在月子里。因为之前拍摄《赤脚医生》和《阳光照进山岗》时，亲眼看到过国贫县里最偏远乡村和大城市天津三甲医院的产妇分娩过程，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摄影师都是多年合作的伙伴，大家也都会有自然而然的关照。反倒是那一年夏天，因为另一部厂庆的片子去探访徐肖冰、侯波两位摄影家，被侯波先生发现了。那天的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曾担任过新影的副厂长，延安时期的老前辈。一旁的侯先生细心地发现那天的女导演是个准妈妈，却并不说破，只是适时提醒休息、吃西瓜。拍摄结束后闲聊，侯先生又自然说起自己年轻时一边转战南北一边带好孩子的种种。那年春节，产假中的我收到侯先生亲笔的卡片，卡片上，两位先生春风般微笑。第二年，徐先生就过世了。
A 陈庆：其实没有要什么平衡，做纪录片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能够从事一份喜欢的职业，让自己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不是很庆幸的事吗？家人们也都很理解我的选择。我女儿小时候跟着我加班是常态，她出生六个月我就回来工作了。不是因为多勤奋，实在是在家待着无事可做让自己太着急。因为母乳喂养，八个月时女儿就跟着我出差。在女儿两三岁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回奶奶家，大家在餐厅的包间里聚餐聊天，她自己溜达到大堂一台游戏机上捣鼓半天，其实也没有币可投。大人们问她在干什么？她居然回答“我在审片子！”。
Q 新闻晨报：你拍摄了二十多年的纪录片，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去拍摄一部故事片？
A 陈庆：故事片暂时没考虑过，也许有一天，我会好奇自己是否能够驾驭一个虚构的创作，那时候或许会尝试。我一直是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的人，总希望看到更多真实故事并尽可能完整呈现。在作为纪录片导演的最好年华里，我还是会继续拍纪录片，可能会尝试些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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