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菜肉馄饨》上映，大家走进电影院，就能跟着老汪的脚步，在南昌路的弄堂里闻闻烟火气，去光明村买份熟菜，再吃一碗热腾腾的菜肉馄饨——这是我心里真正的上海。”谈及即将在11月15日正式分线发行上映的沪语电影《菜肉馄饨》，编剧金莹的语气里满是期待。

这位80后上海姑娘，既是这部电影的小说原作者，也是剧本的执笔人，而在此之前，她的身份是深耕上海本土题材二十年的纪录片导演。

从镜头捕捉真实生活，到笔尖勾勒虚构故事，金莹始终在做一件事：“我想告诉大家，上海有老人在人民公园相亲角守了10年的执着，是邻居端来一碗馄饨的温暖，是普通人在日子里找光的韧性。”

一碗馄饨的诞生：从小说到大银幕故事

金莹与《菜肉馄饨》的缘分，要从十多年前开始。当时，她作为电视台导演以“独居老人”为题材拍摄纪录片，同事则在记录年轻人的婚恋、老年人的相亲——一起讨论选题看素材时，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场景成了她心里挥之不去的“生态标本”。

“有个年轻人，条件不算好，每天拿着塑料片写的自我介绍站在那儿，一群老阿姨围着他说这么差的条件还来。”金莹笑着回忆，“还有个老人在那儿待了10年，我就想，要是只为孩子相亲，怎么能坚持这么久？肯定有别的东西吸引他，比如和同龄人聊天的情绪价值。”

金莹自己拍摄的独居老人故事，也成为了创作的养分。“他们对于老年生活的热爱或渴望，都让我非常有感触。”有朋友问她为何那么了解老年人，她回答：“其实是纪录片导演这个身份，让我曾经跟他们朝夕相处。”

一些没被纪录片镜头“说透”的细节，成了《菜肉馄饨》小说男主老汪的原型底色：一个为儿子相亲，却在过程中找到自我的上海爷叔。

小说的动笔则藏着几段关于馄饨的私人记忆。五六岁时，厌食的她在幼儿园被一碗馄饨打开了味觉；八九年前，朋友母亲去世，头七那天，朋友父亲端出一碗放了干贝、虾仁的馄饨，“明明家里刚经历悲伤，他还能用心招待客人，那碗馄饨的鲜，我到现在都记得。”

2019年，金莹因病每天去医院打点滴时，突然就想把老汪的故事写出来——“他该是个会烧菜、怕老婆，却心思细腻的上海男人，就像我见过、接触过、拍过的每一位父辈。”

2020年，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期刊上，电影人顾晓东看到了这个故事很喜欢，就决心担任制片人并邀请她改成电影剧本，“当时大家都说，沪语电影小众，老年人谈恋爱没人看。”她十分感谢制片人顾晓东的坚持，“他说就要讲老年人的故事，年轻人会懂的。”

直到2024年12月电影开拍，金莹还在反复调整最关键的两场戏：老汪和儿子小汪的楼梯口吵架，以及最后的告别。“太沉重了要拉回来，太轻松了又不对，就像在拿捏馄饨芯子的比例。”她坦言，“直到开拍前两天，打印出来的剧本上还有划线修改的痕迹，很多台词都改了三四遍——要让大家觉得，这就是自家爸爸会做的事。”

电影《菜肉馄饨》里的惊喜，多来自“即兴的火花”。原本小说里的阿芳是个广场舞阿姨，演员王琳加盟后，金莹和导演吴天戈、顾晓东商量后，改成了“国标舞女神”；而老金这个角色，小说里写的是“嗨威爷叔”，演员阿庆则放大了他的可爱，“看样片时我心想，怎么会这么贴？好像老金就该是这个样子。”

金莹最难忘的，是演员们对“真实”的较真：“周野芒老师（饰演老汪）会跟徐祥（饰演小汪）说，‘这句话不能说太快，真实对话里，人是会犹豫的’；徐祥是视频博主，第一次在电影里担任主角，也会跟着老演员学怎么‘藏情绪’——原来表演不是背台词，是把纪录片里的‘日常感’装进去。”

这部电影想传递的，远不止“相亲”或“馄饨”。“最外面一层是父亲给儿子相亲，中间是两代人的和解，再往里是一个人怎么寻找真我，还有对于生命的理解，最里面是想安慰那些‘伤痕累累’的人。”金莹的语气软下来，“2023年看山田洋次导演的电影《你好，妈妈》，我突然意识到，电影需要一个和小说不同的结尾：不是让老汪回到原点，而是告诉他‘你值得更好的生活’。就像馄饨，看着普通，却能在寒天里暖到人——日子再难，也能从这些小细节里捞到力量。”

纪录片的滋养：十年镜头下的“上海课堂”

“要是没做过纪录片导演，我写不出老汪，也写不出上海的烟火气。”金莹总说，纪录片是她的“创作母校”。

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她先在广告公司做文案，后来误打误撞进了上海的电视台，从口述历史纪录片做起，采访过张志忠的后代、上官云珠的儿子，“两三年里跟老人打交道，知道他们说话会绕弯，会把心事藏在‘我没事’里”——这些观察，都成了后来写老汪的素材库。

她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作品，一部是美食题材《味道中国》，一部是历史题材《上海解放一年间》，都获得过多个国内外纪录片奖项。

“当时我们拍潮州牛肉丸，想找个被生活捶打却不认输的主人公——食物是有性格的，就像人。”金莹说，这个想法后来用到了《菜肉馄饨》里，“馄饨不就是这样？可以随便打发，也能放鲜虾仁、干贝做得精致，像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把简单日子过讲究。”

《上海解放一年间》则让她学会了“用日常讲历史”。当时要拍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经济复苏，她找到94岁的《新民晚报》老编辑秦绿枝，老人回忆：“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我打电话去单位，人家说不用上班了，我就穿着西装去国泰电影院看了部美国电影。”这个细节让金莹很震撼：“很多人对解放的回忆可能是街头、人群，但老人的记忆里有电影、有西装，有很细节的日常——这是有温度的历史，后来写老汪的生活，我也尽量找这种‘藏着信息量的小事’，比如他在妻子遗像前放檀香皂，不用直白说‘老伴走了’，大家就懂了。”

还有拍独居老人题材纪录片时的一个场景，让她至今想起仍会笑中带泪：“一对搭伙过日子的老人，一起准备遗像，老爷爷问‘死的时间写什么’，老太太说‘等你死了有人帮你写’——我们摄像、灯光一边拍一边笑，可笑着笑着又觉得酸。”金莹说，“这就是日常生活的魔力，笑中有泪，泪中有笑，后来写小说改剧本，我总想着要留住这种感觉，不要太刻意煽情，也不要太轻飘飘。”

纪录片教会她的，还有“尊重观众”。“做电影编剧后，我最常听到的话是，电影观众是比我们还要聪明的人，你要尊重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想象和构成这个故事。”金莹举例，电影开头没直白说老汪老伴去世，只拍高医生劝他“总看见素娟（老伴名）是一种病”，再拍他给遗像放檀香皂，“不用讲透，大家能自己品出来——这是纪录片教我的‘留白’，也是上海人的‘分寸感’”。

十年转身：在“两种声音”里找到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觉得内心有两股力量在争夺。一个声音告诉她应该安于现状，而另一个声音则在鼓励她去追求自己更擅长和喜欢的东西。她把这种内心的对话赋予到老汪这个角色身上：“老汪的幻觉就像一个人内心的两个声音，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2018年，她参加了“三明治”的线上文学写作工作坊，重新读张爱玲、老舍、茨威格，才发现了新的热爱——写自己心里的上海。2020年生了孩子后，金莹接触了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要让孩子成为他自己，我突然想，那我呢？”看着身边人被焦虑裹挟，她更坚定了写《菜肉馄饨》的想法：“我想告诉大家，放下过去不是遗忘，是‘有仪式感的告别’，就像老汪最后和素娟的告别那样。”

如今的她，自认已经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真实自己。有人问她四十多岁“转赛道”晚不晚，她总拿自己刚出版的中篇小说集《菜肉馄饨》里的另一篇《鲜奶小方》举例——故事里有个60多岁重新学写作的老太太，“我就是她啊，失联文学10年，重新捡起来也不晚。”先写小说再改剧本的过程也让她把人物的“冰山”做扎实——“剧本是浮在水面的部分，小说能把水下的人物根基建得更牢。”

她庆幸自己有纪录片的“优势”：“拍了十年上海，知道老上海买熟菜要去光明村，知道弄堂里的阿姨怎么说话，这些生活积累比技巧更重要。”

采访尾声，金莹说起上海最让她心动的画面：“下过雨的晚上，路灯是暖黄色的，倒映在地上像撒了一层碎金，”她笑着说，“《菜肉馄饨》里老汪和美琴吃完饭出来就是这个场景。我希望大家看完电影，能去上海的小马路上走一走——老汪的故事，其实就藏在这些烟火气里。上海变化很快，但其实一直保留着一些非常有人情味的东西。”

当大银幕亮起，老汪端起那碗馄饨时，金莹知道，她不仅圆了自己的“上海故事梦”，也给这座城市的人递了一碗“暖到心里的汤”。

文/晨报记者 陆乙尔 图/受访者供图 插画/戎青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