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她们是如此不同：高璇外放，任宝茹内敛；高璇爱看足球，却践行“能坐着绝不站着”，任宝茹则是日常坚持运动的自律派……

但一切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亦是契合。现在，高璇越来越有任宝茹那种沉稳的气质；而用任宝茹的话说，是高璇的“发动机人格”拽着她一路前行，“这是我享受的状态。”

高璇与任宝茹，这是《新闻晨报》“她说”专栏首次同时对话两位女性创作者。这些年，我们习惯用“金牌搭档”形容她们——首度合作编剧，就交出了国产偶像剧的开山之作《真空爱情记录》，后来则是《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婚姻保卫战》等一系列叫好叫座的电视剧。2024年，两人凭借《不完美受害人》斩获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原创）。最近，她们以文学总监的身份护航热播剧《家业》，同时笔耕不辍地筹备下一部作品。我们的对话，就从这段友情岁月开始——不仅是“搭档”，亦是彼此人生的“联合编剧”。

说拔草就拔草

1992年，高璇和任宝茹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同窗。高璇出身长影大院，偏爱文艺，性格张扬又外放；任宝茹从小长在纺织厂大院，受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父母的影响，自带一份平和娴静。

“我可能一开始会被大家觉得‘烦人’，但宝茹是所有人一看就很喜欢的人。”对于彼此的第一印象，高璇记忆犹新：任宝茹安静笃定，即便不说话，也很难不让人注意到。“可能是在寻找自己身上缺失的特质，所以虽然我们俩性格完全不一样，但我对她很心悦诚服。”

任宝茹则用一个小故事形容友谊的萌芽：北电新生军训，学生们被组织到操场上“拔草”，有人三三两两地聊天，她和高璇以及后来那些玩得好的朋友，真就老老实实拔起了草。“说以小见大也好，有时候人和人差异大并不要紧，关键是彼此核心的东西——认知、价值取向是否一致。”

四年岁月，无数小事奠定信任。临近毕业，学院的老师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电视剧《真空爱情记录》的编剧工作，带着她们与另一名中戏的男生一起写剧本。回头看，这样的起步格外幸运，她们还没毕业，就以一种近乎野蛮生长的方式进入一线，“你能写出来，就生长起来了”。三个学生分工写二十多集的戏，稿酬3000元一集，每个人能拿到近两万元钱——充满吸引力的“巨款”，也让她们在忙碌毕业季开始伏案耕耘。

这部由陈龙、马伊琍、保剑锋主演的电视剧大获成功后，高璇和任宝茹被上影厂相中，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陆陆续续完成了三部院线电影、四部电视剧。如今说起，她们还记得临时落脚的宿舍，就在宁波路的新光影艺苑楼上——那里首映过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上影厂把全国各地找来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一人一个房间埋头创作。

那也是手写剧本的年代，一个项目开启，编剧们每天上交规定的字数，常常是一连几个小时地写下来，稿纸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修正液用了一瓶又一瓶。有一年，高璇和任宝茹干脆在上海待了八个月。“去的时候带的是夏衣，写着写着就找不到能穿的衣服。”实在没辙，她们跑去巴黎春天采买，没挑多久，责任编辑的“催稿”电话就来了，“赶紧回去写剧本！”

催稿归催稿，那份被认可、被保护所以心无旁骛写作的幸福感，一直留在了她们的心里。甚至上海的市井气，也成为创作的养分——夜幕落下，她们在街头小馆买盒饭、吃大排面，买几块钱一个的柚子，再去南京路散步，观察周围的男男女女，“那是我们充分接触普通人市井气的几年，给我们接了特别多的地气。”

一加一大于二

与上影厂合作的五年，高璇和任宝茹飞快成长，能写青春，会讲传奇，正式迈入成熟编剧的行列。然而2001年第一次与导演赵宝刚合作《别了，温哥华》，前三集就给了她们当头一棒。

“怎么写得跟大纲一样，没有惊喜？”赵宝刚要的“惊喜”是什么，她们一度难以参透，第一集剧本来来回回改了三遍。最迷茫的时候，她们坐在街头的肯德基，一人一个汉堡地发懵。“我说我不行了，我不会写了。”那天，高璇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落泪，一旁的任宝茹却说：“再过一个月回想起现在，你会觉得这都不叫事儿。”

性格互补在那一刻显现：看似风风火火的高璇内心敏感，常常把自己绷得很紧；从来安静平和的任宝茹，遇到困难往往有惊人的镇定。

对任宝茹来说，一切困难都可以找到自洽的解释，她能做的，就是卸掉高璇心中那根紧绷的弦：“没有过不去的事，无论顺不顺，总能走下去。”

果然，她们很快琢磨出了破题之道：写戏，不仅仅要情节密、节奏强，也要从日常里挖金句、立人物。正如《别了，温哥华》里杨夕（李小冉 饰）与陆大洪（姜武 饰）因车祸相识的一场戏，赵宝刚的要求是用“吃饭闲聊”把角色的性格、化学反应写出来。“斗台词，得写出他们自然的吸引，让观众觉得聊得特别有意思。”

“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样写太干了，但老赵拆掉了我们所有的拐棍。”那是她们第一次试着放下情节依赖与叙事技巧，用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去塑造人物。此后与赵宝刚合作的多部作品，高璇和任宝茹逐渐找到了编剧的新技法——迈向现实，聚焦话题，碰撞人物。

也是在这个阶段，合作更加不分你我：《婚姻保卫战》后，任宝茹主动提出，不必再按照工作量多少署名，所有作品统一署名“高璇、任宝茹”。“两个人搭档，如果一方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我永远要做最好的那个，合作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大家标准不同，凭什么你是最好的？”

名与利、自我表达与外界评价，许多细节都可能成为鞋子里那粒不起眼但难以忽略的小石子，消磨友谊。但对高璇和任宝茹来说，信任的基础之上，彼此还有坦诚的规则——早在《真空爱情记录》的合作中，她们就跨过了“金钱坎”，酬劳永远五五平分，从无例外。而在执笔电影《女人的天空》时，高璇又折服于任宝茹对生活质感的描摹，“我意识到自己不是所有内容都在行，要尊重你的合作者，各有所长。”

她们并不讳言，有过为工作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但从未想过“拆伙”。高璇擅长故事结构搭建，任宝茹精于生活氛围营造，明确的分工让她们彼此欣赏，又磨合出了浑然一体的笔法。“我们认可对方的强项，就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任宝茹说。

内容才是中心

在圈内，高璇和任宝茹算不上“高产”。尤其是2015年以后，她们逐渐转向社会派选题，先是聚焦海外留学群像写下《归去来》，又不回避人性复杂，以《不完美受害人》直击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职场侵害。

某种意义上，是创作自主性的提升，让她们更敢于写有兴趣的题材。但独立性，也意味着编剧们有机会告别单一写作模式，去探索与产业更深的连接：如何与合适的团队携手，让一部作品走得更远？

“你可以选择合作者，但也要承担适配与否的代价。”2023年播出的《不完美受害人》，是一部当下看来依然“敢拍”的剧集。让高璇和任宝茹惊喜的是，面对这个复杂又敏感的题材，女导演杨阳的理解与阐释，与她们的初衷分毫不差，完全没有认知差异和分歧。去年11月，高璇两次在行业交流中建言，呼吁赋予编剧剪辑审查权。她用自己和任宝茹在《不完美受害人》的经历现身说法：在剧本过硬的基础上，编剧可以成为“后期最好的质检员”，与导演、制片方一起维护专业标准与内容品质。

“长期以来，行业默认编剧与后期剪辑无关，但有些瑕疵只有编剧才能发现。”她和任宝茹曾遇到年轻编剧求助——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作品，为何粗剪阶段已与剧本相去甚远？对此，她们给出的建议也很务实：准确记录几集几秒几分的具体问题，错在哪儿、可能的影响、怎样修改，最终形成一份可实操的书面反馈，充分争取合作者的理解。

她们并不回避，在影视工业链条上，编剧常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单是海报上的署名权也需要争取，更遑论参与后期剪辑。但这一切，恰恰是发声的意义，“我希望大家放下芥蒂和执念——编剧不是挑战者，不是要抢夺话语权，只是以内容为中心，把一部戏做得更好。”

同时，选题、写作依然是她们今天最关心的事。两人坦言，会警惕经验依赖与信息过载，“焦虑的市场环境，特别像在看直播间带货，主播快速地喊‘123上链接’，你慌慌张张地想要有所动作。但或许，把它关掉，才能沉下心思考。”

隔绝喧嚣，并不意味着远离观众。这两年，她们敏锐洞察到观众的变化——他们有智识、有审美，越来越渴望文艺作品抚慰人心的力量。写戏，既要照进现实，也要传递温暖，“就像《给阿嬷的情书》，它为观众带来了极致的共情与感动，成功实至名归。”

至于编剧生命的长短，或是A I对创作者的颠覆？“我们不恐惧A I，也不怕长江后浪推前浪。有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物的塑造，还能时刻保持对观众、市场的尊重，理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甚至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你就能坚持下去。”

实在要说困惑，无非是这些年，她们还保持着两个人无团队的“手搓”模式：就这么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吗？“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往往还要等一部戏播完了，才能放心进入下一部。”高璇和任宝茹说，她们愿意继续摸索着前行，“创作，最终还是要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

文/晨报记者 曾索狄 图/受访者供图 插画/戎青钰